更新于2016年12月27日 07:25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王辉耀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跃升全球第二，并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对美投资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赴海外投资主体、投资领域和投资目的地愈发多元化。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当前正值中国企业大举“走出去”的黄金时期，CCG作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观察者、研究者和推动者，持续跟进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进程。继2014和2015年之后，今年我再次主编了《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6)》蓝皮书中，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期从多方面对中国企业全球化过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迎来了对外投资的“黄金期”，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形成了全球化发展的新格局。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强劲复苏，国际投资政策趋于自由化与便利化

　　201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强劲复苏，达到1.7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8%，达到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跨国并购金额从2014年的4320亿美元增至7210亿美元，增长幅度高达67%，成为复苏反弹的主要牵动力。

　　同时，国际投资政策向着自由化与便利化的方向发展，直接促进全球对外直接投资。2015年共有46个国家出台了96项涉及外商投资政策方面的法律法规，其中自由化与便利化政策数量71项，相比2014年增长了51%。亚洲新兴经济体在推动自由化与便利化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历史性突破，流量首次位列全球第二，并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456.7亿美元，同比增长18.3%，首次位列全球第二。美国和日本分别为全球第一和第三。其中非金融类为1214.2亿美元，同比增长13.3%，金融类为242.5亿美元，同比增长52.3%。

　　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356亿美元。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超过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0.7亿美元。对外投资首超吸引外资，中国开始步入资本净输出阶段，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中国企业迎来对外投资“黄金期”

　　自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0年持续增长，2015年达到了1456.7亿美元，是2005年的13倍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机与环境利好，是对外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首先是一系列的政策开放释放了企业海外投资的潜在活力。其次是在资金面支持方面，2015年下半年中国放松货币政策，信贷与社融投放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实体经济资金面整体趋于宽松。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6年前9个月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为1342亿美元，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1214.2亿美元。因此，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再创新高。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中国企业投资亚、欧及北美地区较多，对美国投资热情不减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对海外投资案例的分析，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欧及北美地区。从单个国别来看，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热情不减。2015年，不乏中国企业大手笔地并购美国企业的案例。例如，复星集团以近25亿美元收购美国保险巨头Ironshore Inc，安邦保险以19.5亿美元收购纽约华尔道夫地标性酒店等。进入2016年，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依然热情高涨，1月份，万达以35亿美元收购传奇影业公司;2月份，阿里巴巴入股美国团购鼻祖Groupon;6月份，海尔以55.8亿美元并购美国通用电器公司。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领域愈发多元化，地产、高端制造业、文化产业等备受青睐。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联合举办“中美双边直接投资25年”研讨会，发布了《中美双边直接投资25年全景图》。根据此次研讨会发布的数据，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从国别角度来说，美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目的国。从中美间相互投资的领域来看，中国在美投资主要集中于能源、房地产及酒店、信息通讯科技等方面，美国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信息通讯科技、化学品及金属、能源等方面。

　　跨国并购不断攀升，绿地投资显著增长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对2000年～2016年上半年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案例的分析，跨国并购案例占总案例数的八成以上，可见跨国并购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是为了获得资源、技术、品牌和市场渠道。相对于跨国并购，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绿地投资数目相对较少，但是投资金额超过海外并购金额，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选择在欠发达或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以获得原材料和劳动力。

　　企业参与境外经贸区建设，打造海外投资的大平台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积极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 ，形成了企业集群式海外投资的重要平台和中国企业品牌国际化宣传的重要载体。2015年中国企业在建境外经贸合作区75个，其中53个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通过考核的13 个合作区中，10 个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例如，泰中罗勇工业园的中策橡胶集团项目，总投资150亿泰铢，是目前中国制造业对泰投资的最大项目。再如，吉海农业有限公司进入赞中经贸合作区，截至2015年已投资2500万美元，在赞比亚建设食用菌工厂、吉林农业产业示范园等项目。

　　企业积极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已成为促进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经贸合作双赢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合作区在不断推动中国企业“抱团出海”、形成海外产业集聚、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另一方面还为东道国增加就业，提高税收，扩大出口，从而深化双边经贸合作关系。

　　CCG调查显示，中国企业“走出去”意愿强烈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每年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行调查。2016年度调查采用问卷收集和企业访谈方式，着重摸清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基本情况以及“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影响因素。根据CCG对企业的调查，受调查企业均表示有“走出去”的规划，其中73%已经开展实施，27%处于拟开展阶段。

　　CCG调查显示，提升品牌成为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驱动力

　　在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因素中，“提升企业品牌”、“规避国际贸易壁垒”、“国内外政策支持”和“目的国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是关系最密切的因素。其中，提升企业品牌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通过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来实现的战略目标，是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驱动力。

　　CCG调查显示，“走出去”的融资来源主要是企业利润积累、资本市场、银行贷款与投资伙伴参股

　　从“走出去”融资来源看，67%的受调查企业靠自身利润积累实施“走出去”。由于大部分受调查企业为民营企业，可以看出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有所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寻求合作伙伴，整合优势资源来获得投资;政府拨款和私募资金等正在发挥作用，但力度有待提升。

　　CCG调查显示，“走出去”企业倾向于与当地企业结成合作伙伴

　　大部分受调查企业在“走出去”的运营过程中对当地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在受调查企业中，三分之二的企业在目的国有当地企业作为合作伙伴，这项结果与受调查企业对当地企业的依赖度相吻合。在受调查企业中，与投资目的国内的中国籍企业(含港澳台企业)之间存在上下游合作关系、结成产业联盟的分别占比42%和38%。由此可见，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已逐步告别过去的单枪匹马和恶性竞争，“抱团取暖”逐渐成为主流。

　　CCG调查显示，企业投资意愿受目的国的法律审批、税收政策影响最大

　　目的国的法律审批环节是企业“走出去”的一道门槛，部分中国企业“走出去”因为不熟悉当地的法律法规而遭到阻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税收减免政策与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和盈利能力密切相关，如果目的国能够给予企业税收减免方面的优惠政策，则大大提高企业投资的意愿。

　　CCG调查显示，国际人才缺乏、文化差异大和政策不熟悉构成企业国际化经营最大的制约因素

　　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遭遇的对目的国政治经济形势缺乏了解、文化冲突、企业管理水平低下等，加大了对外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彰显出企业跨国投资经验的不足。解决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专业的国际化团队。人才问题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关键瓶颈。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七大困难

　　虽然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快速发展，但是，在海外拓展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我们归纳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七大困难，具体如下：

　　一、国际标准制定参与度低是影响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中国企业人才国际化程度低，严重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进程;

　　三、缺乏与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的良好沟通，成为“走出去”企业面临的问题;

　　四、东道国的工会活动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构成巨大挑战，与工会沟通不当导致海外利益受损的案例屡见不鲜;

　　五、企业品牌国际化战略缺失，削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竞争力;

　　六、法律风险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

　　七、政治风险是影响企业境外投资和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应对能力尚需提高。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企业、政府和其他第三方机构协同应对。我在蓝皮书中都提出了具体的原因分析和解决建议。例如，对于企业人才国际化程度低的问题，建议企业在海外并购之后，对于企业本土员工，尽量保持原企业人员结构本土化，注重文化异质性整合。在政府方面，建议改革中国绿卡制度，为吸引更多海外人才来华，建议适当放宽绿卡的申请范围门槛，同时注重提供便利的途径。建议充分发挥中国前外交官和商务参赞的作用。中国在海外有数百个使领馆的成千上万的驻外官员资源，中国政府应充分给予企业利用这一部分人才资源的机会和平台，发挥其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咨询和参谋作用。在人才中介机构以及猎头公司方面，建议要在发挥中国“本土化”优势的前提下，积极跟随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人才寻聘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