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关于富士康搬迁美国的传闻传得沸沸扬扬，当然在这背后，人们认为这一切归结于特朗普强烈呼吁美国制造业回归政策的影响。但就在不久前，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给广州增城投资610亿元人民币建立8K显示器全生态产业园区。并盛赞广州政府的效率以及对制造业的重视：“你可以看到大陆政府的效率，官员的效率，大陆政府对经济的执着，对高科技的重视，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并表示，富士康未来将以珠三角为根据地，转型成为工业互联网、车联网龙头。

　　早前关于别让富士康跑了的说法充斥媒体，加上“玻璃大王”在美国的投资，引发了业内对中国制造业危机的大讨论。要知道，当前的富士康正成为一块香饽饽，美国、印度等国家都在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富士康几乎可以认为是当前全球制造业的一个标杆，全球有40%的消费性电子产品都是由它制造，富士康目前在大陆旗下共有30余个园区，拥有一百余万员工，是全球最大的电子科技制造服务商，连续十三年位居内地出口200强榜首。之前有业内人士指出富士康2015年的营收是“华为+BAT”总和的两倍，并表示对于中国以及国内对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如果富士康跑了，就连梯子都没了。

　　制造业回归这个愿景奥巴马早已提出，不过没啥效果，特朗普此次让制造业重新回国的决心似乎更为坚定，并提出一系列减税扶持等优惠政策，早前特朗普在社交网络上声称美国将对企业实施大幅减税和政策松绑，使现行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降至15%。但会对把工厂搬迁到其他国家、雇佣其他国家员工却想把产品售回美国的企业征收高达35%的产品关税。在最近一周的时间内，他就通过推特连续向包括丰田在内的三家汽车制造商进行“炮轰”。他在推特中称：丰田汽车说要在墨西哥Baja建设一个新工厂，为美国制造卡罗拉汽车。没门!在美国建厂或者付高额的关税。早前福特和通用也曾受到特朗普推特的批评。

　　如果能抢到富士康到美国生产，那无疑也会对于美国制造业回归政策产生极强的示范效应与带动效应。但从当前富士康等制造业巨头的反应来看，特朗普的制造回归政策可能已经面临危机。

　　因为富士康跑不跑，归根结底是富士康自身利益说了算，几十年来，富士康成长为全球第一大代工厂，它的最大利益诉求应该不再是短期的利润，而是富士康接下来要品牌升级、要淡化“iPhone代工”标签，带领富士康进行多元化发展，寻找新的盈利突破口并成为科技创新研发领域的标杆企业。

　　从目前来看，富士康对于是否在美国设厂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表态，观望情绪也比较浓厚，只表示“未来会不会到美国设厂我不知道，因为现在美国新的政府还没有上台，所有的政策还没有出炉。”

　　可以知道的是，富士康依然需要观望美国本土的政策是否对于富士康形成利好，而并非仅仅是基于特朗普自身的政策立场。iPhone产业链是全球化布局，全球销售也是全球采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富士康的国际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因此对于富士康来说，它也有着自己国际化与品牌诉求。

　　对于苹果来说，目前来看，如果要生产iPhone，在同一个地方就需要一群供应商，iPhone 原材料及零件供应链来自于31个国家，其中中国的供应商数量最多，达到349家，美国目前虽没有中国这么多，但也有60多家供应商。但整体供应链都在亚洲地区，要回流只回流一两项是没有意义的。这些供应链还有自己的客户与供应商链条，他们也不只有苹果一家客户。苹果在特朗普的压力下可以选择全球提供原料，全球生产元器件，但在美国组装的这种方式。但是，这样一来，苹果对产业链供应商掌控力会被削弱，如果仅仅在美国组装，那也是苹果在形式上的响应，对于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的实质意义并不大。

　　对于美国来说，制造业回流的目的更多在于就业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也是允许国外资本进入的，美国的问题是人力成本高，制造业产业集群规模不如中国，但自动化程度较高所以岗位与就业人数越来越少。而中国的问题在于，作为全球第一大制造大国，现在中国制造正遭受高端与低端两头夹击，在低成本制造上受到包括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更低成本的冲击，在高端制造方面竞争力又不如美国。

　　中国的部分制造业投资正在流向美国也是不争的事实，据商务部数据显示，到2015年，制造业已经超过金融业，成为中国在美直接投资的最主要的行业。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透露，2016年全年，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预计和2015年持平。相比于2015年6.4%的同比增速，去年中国吸引外资出现了明显的放缓。

　　早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曹德旺曾递交提案表示，劳工成本逐渐上涨，再加上较高的工业土地成本、税负、资源价格等，成本不合理的因素更加凸显。相反，中国周边拥有人口红利等后发优势的国家正在创造条件吸引投资。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此前也抱怨过：实体经济税费比较高，利润率很低也很辛苦，很多人不愿意干实体经济。

　　很多人不愿意干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大环境不好，这也是导致最近几年很多人纷纷投身于互联网领域的创业的另一个原因。在当前的中国，能够代替房地产拉动增长的产业也并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也在经历美国制造也所经历的路径，比如我们看到，深圳一度繁荣发展的服装和玩具工厂中有很多搬到了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国。现在，一些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商也在外迁。许多企业正在表示要通过使用机器人来代替人力削减成本。而部分企业则已经在流水线上实行机器换人了。

　　美国在这个时候大喊制造业回流，事实上，对于中国的制造业是预警，但也是机会。

　　因此，富士康的去留，本质是中美两大国在制造业产业链生态以及对制造业吸引力上的博弈。当然从政策方面来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大致的手段可能有：调整能源政策，降低成本;提升关税减少资本回归税并给予本土企业税收优惠，兴建基础设施(据悉美国目前有很多基建项目急需进行，这些项目将持续10年以上)、增加本土的资本投资等。

　　但这些手段是否能够奏效另当别论。美国的去工业化是美国整体的经济大势，他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原因。其本质是美国的科技的飞速进步，技术迭代促使生产力提升，与之相关的工作变化越来越快，加之机器人的发展，导致劳动力的岗位减少。《纽约时报》近日刊文指出，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自动化可能才是导致其就业人口下降的原因。比如说今年全美只有8%的就业者还在从事制造业行业，而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则占了24%。制造业自动化程度提升的结果是，正将许多劳动力挤出生产线。

　　而科技方面的技裂变迭代到一定程度，就会驱动经济的高速发展，反过来推动资本的不断循环扩张。而资本是逐利的，全球化繁殖与扩张是在在本国制造业红利耗尽、工业高度发达、增长见顶的情况下必然要走的路，它是美国经济结构全球化的要求。

　　所以，它过去就通过去监管的政策驱动资本自我繁殖，继而通过资本扩散来驱动期经济的增长速度。而制造企业要维持期生命周期的运转以及持续增长，必然需要将制造业转移到全球来维持其不断扩大的规模与增长需求。而不是反之。说到底，美国的制造业是其经济科技与资本高度繁荣的结果。特朗普要让美国公司把制造业的就业岗位转移到美国本土，从而给更多的美国工人就业机会显然是反过来的。在经济科技高度发达的市场里，不单单是企业与资本在谋求成本降低与利润增长，自动化与机械化也在驱赶人力了。

　　而特朗普如今反过来要将制造业回归，下放更多人力去工厂其本质是限制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与扩张，也抑制科技与技术发展规律，这是逆向行舟，显然它的政策不具体契合美国国情的一种合理性。

　　而中国的制造业的繁荣也源于本身的红利还在，制造业所需依赖的工业基础、消费市场、人口红利的基础还在，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尚处于发展之中，资本尚处于积累与繁殖之中，尽管有部分资本流出，但总体上它是资本流入市场而非流出市场。说到底富士康愿意继续将主力留在中国，也源于中国的制造业增长的红利尚在，而美国这样一个相对更为发达的市场已经欠缺培育基础制造业的人口与市场红利了，资本有着对于发展速度与市场扩张的要求，但美国实体与制造产业发展程度是美国市场的需求所容纳不了的。

　　特朗普的说法在当下很不现实，但我们要看到这也是美国制造业的无奈现状决定的。早在2009年，美国就提出了重振制造业的口号，但制造业始终没有回流美国的明显迹象。尽管当前美国制造业产值在全球依然占比达到17.2%，但毕竟美国在制造业的主导权与竞争力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根据美国供应管理学会(ISM)的数据显示，2015年12月份美国制造业指数从11月的48.6降至48.2，创2009年6月以来的新低。

　　因此，美国制造业未来要想进一步向全球制造业竞争力上游前进，美国需重新认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与在未来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若能让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标杆企业回到美国生产并取得良好的成效，就可能产生很强大的示范效应，让其他科技企业将制造业工厂回流本土就会显得很有说服力，而重振美国制造业，治疗产业空心化，对于特朗普个人来说，这也能算是其任期内一项很大的政绩工程。

　　但说到底，如果一些中国制造业迁往美国生产可能更能够把好产品的质量关，但美国本土的资源与利润是有限的，但资本与制造企业对于回报率的要求却是指数式叠加的，进入美国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具备全球化供货能力，反而因先天基础不足被更高维度的工业科技力量过早冲垮，没有太多企业愿意在一个缺乏利润空间的市场只因为美国制造的标签而自背风险迁往美国，它的矛盾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苹果要回美国生产，早前已有一些中国供应链企业表态不跟随。

　　有知乎用户说，工业革命摧毁了无数欧洲农民的传统生活，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无数的东方货物和黑奴，因此自耕农们想要烧了肮脏的城市退回美好的田园生活已经不可能了。

　　而让美国人重回流水线，像中国、越南、东南亚等国的蓝领那样工作，显然也是不可能了。

　　这也是在奥巴马任期内喊制造业回流口号喊了8年推不动，富士康不跑了，甚至很多苹果产业链供应商都不跑了的根本原因。

　　另外，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表示，包含20条举措的《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下称《措施》)将在近期正式发布。王受文表示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制造业、服务业、采矿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

　　因此，中国在吸引外资上的政策反击可能也会让特朗普制造业回归政策造成一定的难度与压力。

　　美国制造业回归的口号引发中国的恐慌，也在于中国的制造业与实体经济在当前环境下的一种反常，它并非是美国那种自然发展到顶端之后顺理成章进行全球化扩张之路，而是制造业的工业基础与科技发展水平尚处于发展阶段之时，资本和劳动力与人才却正在加速远离制造业，继而流向房地产与互联网行业、金融行业等来钱快的领域，对实体经济与制造业缺乏一种真正的敬畏与重视，也对其造成了冲击。此前曹德旺就在多个场合提醒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正在丧失。富士康在广州投资610亿，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美国在吸引制造业回归与投资的吸引力依然有限，但对于国内来说，不应该仅仅庆幸，更应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