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在不少国家已成为阻碍城市健康发展的顽疾，在世界范围内，如何处理垃圾都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话题。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达2亿吨。在中国，最主要的处理方式是填埋，目前全国有1900多座垃圾填埋场，垃圾填埋处理比例约占垃圾总量的60%。但填埋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二次污染，如何更“清洁”地处理垃圾，将垃圾处理纳入循环经济和再生资源体系中，是一个广泛思考的问题。

　　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欧洲的治理经验。

　　柏林的地下数字化垃圾回收站

　　德国在垃圾处理方面的经验，从柏林市中心的波茨坦广场地下垃圾回收场可见一斑。

　　

在波茨坦广场地下15米的地方，德国人脑洞大开地建了一个总面积5000平方米的物流与垃圾回收场。这个垃圾回收场为地面上19栋建筑里34家饭店、2个电影院、2个剧院、91家零售商铺，1万名固定工作人员和每天约10万人次游客提供物资供应，以及数量巨大的垃圾回收和处理。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垃圾处理场，那就是智能。这个日均处理垃圾量超过8吨的垃圾场，仅有10名员工，除去3名行政人员，真正从事垃圾回收处理工作的员工仅7名，他们每年处理约3000吨垃圾。

　　让这个垃圾回收处理场高效的原因是数字化和智能化。比如，无论是自助丢弃还是上门回收的垃圾，在这里都实现了数字化管理。如果自助丢弃，客户可扫描分类垃圾桶编码、并称重，然后垃圾种类和重量信息就会输入客户磁卡。如果上门回收，波茨坦广场地下的50个垃圾房中部分已经实现全自动监控，安装在垃圾桶上的传感器不仅可以记录客户丢垃圾的信息，还可以将垃圾桶情况即时传送给中控室，这样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将垃圾桶中已满的垃圾清走，不仅提高效率，还可以时刻保证垃圾桶的清洁。

　　在处理端，科技含量也让人耳目一新。这个垃圾处理场的运营方是全球十大资源再生及环境服务企业之一的欧绿保集团，在欧绿保的厨余垃圾预处理中心，你会看到厨余垃圾通过一个脱氢装置，被脱水、去脂并切碎，这个过程可将5吨重的垃圾减至1吨。之后，垃圾被送至沼气场，用于热能再利用，水和油脂则会经过进一步处理后进入下游企业进行再利用。被分离的水会经过进一步处理，最终达到饮用水标准。

　　北欧国家的城市生态减负方案

　　或许还有人记得，2007年意大利南部最大城市那不勒斯曾爆发垃圾危机，几千吨垃圾无人清理，一度成为“国家危机”。2015年，意大利首都罗马再现“垃圾围城”。

　　但在以瑞典、挪威、芬兰和丹麦等为代表的北欧国家，用相当长时间探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以垃圾减量为政策目标的城市生态减负方案，北欧不少城市不仅实现了高达97%的资源回收和焚烧供能比率，而且出现争相进口垃圾的“怪象”。

　　比如，麦拉能源工厂是北欧地区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距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约1.5小时车程。该厂每年能焚烧垃圾燃料48万吨，而当地每年只有11万—12万吨的垃圾产生量，缺口巨大。据统计，早在2014年瑞典就进口了80万吨垃圾，2016年进口量则达到了160万吨。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北欧国家垃圾减量的基本思路是在物品与垃圾相互转化的各个环节施加干预，在北欧采用的是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和焚烧转化三策并举的做法，目的是实现回收极大化、废弃极小化、资源循环化。

　　

具体来说是三部分。

　　一是严格的垃圾分类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起，北欧国家普遍通过立法形式实施垃圾强制分类，严格区分可燃与不可燃垃圾、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垃圾。这已经成为目前垃圾处理最大的共识。

　　二是公共服务的精细化。为了推行垃圾分类和回收，政府提供了全面的公共服务，比如政府及其委托的清运回收公司会向每个家庭发放“垃圾分类指南”，孩童在基础教育早期就会从学校学习如何正确进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超市和小区门口设置回收废旧电池、灯泡灯管等特殊垃圾的专用回收箱和用于回收易拉罐和饮料瓶的自动退瓶机。甚至小区居民可以电话预约回收队上门回收，市民还可以从回收站的交换中心取回自己想要的物品，经济环保又便捷。

　　三是利益分配的合理化。合理的利益分配是推动公共政策持续作用的内在动力。北欧国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将经济激励的诱因与垃圾减量政策相结合。比如北欧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企业和市民进行资源循环利用。在瑞典，生产包含强制回收资源的企业，在产品生产前需要向环保部门缴纳押金，等产品消费后资源部分的回收比例超过一定水平，押金才会退还给企业。消费者购买饮料时，需要同时按照包装标签标识的押金额支付押金，这笔押金可以通过超市门口的自动退瓶机返还。在挪威，消费者购买的每瓶饮料都需要征收环保税，但回收次数越多，环保税越低。

　　目前北欧国家的垃圾进口生意非常兴旺——他们帮英国等国家处理垃圾，赚钱同时也赚能源。瑞典业界流行一句话：“4吨垃圾等于1吨石油”。如今，瑞典32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每年可满足该国2.45%的能源需求。

　　欧洲经验如何落地

　　欧洲经验如何落地，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无论是北欧还是德国，严格且科学的垃圾分类政策必不可少。严格有序的垃圾分类并非一日之功。德国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行垃圾分类，且在推动垃圾分类方面既重立法也重执法，至今超过了40年，才达到目前的发展水平，这和德国垃圾分类体系的统一、不断完善及长期开展的民众环保教育密不可分。北欧的垃圾分类教育，在公民教育中是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

　　技术进步必不可少。德国的智能化垃圾处理技术是德国工业4.0的具体应用场景，数字化、大数据管理系统都得到了运用。垃圾焚烧工厂是典型的邻避设施，化废为能在很多国家则被认为非常“不划算”。北欧国家从20世纪40年代起开始探索垃圾焚烧技术，至20世纪90年代，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家的垃圾焚烧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垃圾焚烧厂清洁无异味，粉尘全部吸附，二噁英排放接近于零。依靠技术创新，北欧国家很好地解决了邻避问题，现在，依靠成熟的化废为能技术和完善的补偿机制，垃圾焚化厂在北欧较好地实现了社区融入，甚至成了社区的一部分。北欧有不少地标性的垃圾焚烧厂，不仅造型独特，而且还成为市民观景、滑雪、攀岩、健身、聚会的城市公共空间。

　　总结起来，德国经验的侧重点是依靠技术革新，将各种类型的专业垃圾处理工厂按工序进行全面整合，实现设备或生产环节共享、物流和销售渠道共享，能源在整个园区循环利用等，从而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循环再利用。北欧经验的内在逻辑则是对症下药，通过系统化的政策链条、精细化的公共服务和合理化的利益分配，实现垃圾减量，降低城市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