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目前的增长幅度不如市场预期，除基础脆弱和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隐患外，还有一些深层次问题。透过数字之“表”，观察指标之间复杂关系之“里”，可发现日本经济若干深层次问题。探究日本的问题，将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导向带来借鉴意义。

2017年6月2日，在日本城乡，各个年龄段的老人随处可见。老龄化加剧带来的各种问题，严重困扰着日本社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呈温和扩张态势的日本经济，正在经历一个难得的上升期。

　　到今年6月底，日本始自2012年12月的经济复苏已持续55个月，如复苏时间持续到今年9月，则这一波景气将超过1965年11月至1970年7月间连续57个月的“伊弉诺景气”。而“伊弉诺景气”是二战后日本最长经济扩张期，日本在此期间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但日本目前的增长幅度不如市场预期，除基础脆弱和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隐患外，还有一些深层次问题。

　　透过数字之“表”，观察指标之间复杂关系之“里”，可发现日本经济若干深层次问题。

劳动力是个硬约束

　　日本某知名研究机构资深观察家从潜在增长率的角度解读日本经济深层问题。他认为，日本有效求人倍率（用人需求与求职人数之比）现已回到1970年代初的高水平，达到1.51倍，意味着已充分就业。但反过来看，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才1%，与1970年代初高速增长结束前充分就业时的经济增长率不可同日而语，个中原因，是前后劳动力供给的天壤之别，今天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已成为日本潜在增长率的硬约束。

　　在这位观察家看来，潜在增长率一看劳动力供给，二看资本存量，三看全要素生产率，日本经济在这三个方面都有问题。

　　从经济政策的角度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解决需求方的问题，政府该做的都做了，该产生的结果也都有了，再做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新进展。现在支持经济增长要看第三个政策，即供给方的结构改革，这个不做或做得不到位，发行再多的货币只可能会刺激通胀，却无提高增长率之效。

　　拓殖大学政经学部教授朱炎说，表面上这几年日本劳动力供给是增加的，但增加的部分是65岁以上的老人，对65岁以下的雇用数却在减少（据总务省统计，60岁以上职工家庭由2001年的11.8%上升至2016年的18.8%）。这部分老龄人口进入劳动市场，所得工资减半甚至更少。事实上，总务省统计的各年龄段职工家庭中，60岁以上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最少。60～69岁家庭与70岁以上家庭，月均消费支出在各年龄段家庭中也最少。因此雇用数字增加并不代表收入增加，也不一定会带来消费增加。

　　同样，虽然政府通过立法鼓励女性就业和提高女性职场地位，但大部分女性生孩子后还是得离开工作岗位，等孩子五六岁后再回到劳动市场时，拿到的工资可能只有从前的三分之一左右。

　　瑞穗综合研究所市场调查部部长长谷川克之也认为，虽然政府号召家庭主妇投入到工作中去，让老年人也能工作，日本企业也正加大机器人、机械化等方面的投资，但在人口锐减和老龄化加剧的大趋势下仍无济于事。不远的将来，国民性格保守、具有高度单一性和统一性的日本国民，可能不得不认真讨论接受移民的可能性了。

　　在资本存量方面，前述资深观察家认为，投资越多，拥有的资本存量就越多。影响一个国家投资的因素，最重要的是国内储蓄率，老龄化导致日本储蓄率下降，也就不可能出现很高的投资了。

　　据日本总务省统计，日本家庭消费支出近五年来逐年减少，2012年为1.1%，2013年1.0%，2014年受消费税上调影响骤降至-2.9%，2015年-2.3%，2016年-1.7%，后三年虽然减少幅度在缩小，但依然为负增长。

　　朱炎认为，消费不振使日本国内市场收益前景更加黯淡，企业更加缺乏国内投资意愿。与此同时，日本企业通过投资海外增长预期比较高的地区（并购或购买外国股票、外债等）所获得收入大幅增加，据统计2016年度所得盈余占到经常项目盈余的近90%。企业盈利增加却不增加国内投资，对日本国内的就业和税收便无带动作用。

缺乏培养创新企业的土壤

　　上文的资深观察家坦言，从供给方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角度看，日本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包括资源配置和创新这两个可以提高生产率的领域，都存在较严重的问题。

　　据世界证券交易所联盟（WFE）统计，2016年全球股票市场上市值总额排在前十位的上市公司中，IT企业占据多数，其中美国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脸谱等大型IT企业均在榜上，中国也有两家上榜（腾讯和阿里巴巴），而日本一家都没有。这与10年前情况不同，当时前十位中以能源企业、银行为主，日本制造业代表丰田公司占据一席。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出现过不少大型IT企业。智能手机最初就是日本开发的，可以拍照，可以用Email，有很多功能，但日本IT企业把研发重点放在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和服务上，忽视国际市场需求和潮流，结果成本高企，缺乏国际竞争力，未能产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IT企业。

　　长谷川克之说：现在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许多都是近二三十年间发展起来的，它们有新的经营模式、提供新的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还不具备能够培养不断创新并带来经济活力的企业的土壤。

　　接受采访的观察家指出，日本具有很好的创新条件，创新投入不少，但产出不行，创新效率不高。在2016年全球创新指标中，日本在投入领域（制度、人力资本及研究、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列第9位，但在产出领域（知识和技术产出、创造性产出）列第24位，创新效率为各国（地区）第65位。与之相比，中国在投入领域排29、产出领域排15，创新效率排在第7位（韩国第24位、美国第25位）。

　　从创新效率导致的结果看，2015年世界论文发表前20位国家（地区）中，中国居于美国之后列世界第二，日本列第五。2000年日本企业的专利申请数还大大领先于中国，到2016年，世界专利申请数前十位企业中，中国有3家入围，中兴和华为占据第一、二位，京东方列第八，合计提出9488件，其中中兴提出4123件；日本有两家企业三菱电机和索尼，分列第四和第十，合计提出3718件。

　　在他们看来，日本创新效率不高，不单是宏观因素，日本在很多领域有技术，但商业模式的创新不行，技术优势因此没有发挥出来。如最近出现问题的夏普、东芝等，都是因为经营不好而非缺乏技术。假如这些公司要倒闭，别的公司会要它的工程师，却不会要它的经营者。

　　长谷川克之认为，对于日本来说，放宽规章制度，加大劳动市场的流动性，构建一个能使创新顺利发展的经济、教育社会体制，显得尤为迫切。

制造业“一枝独秀”的负面影响

　　日本制造业在诸产业中一枝独秀，既是日本经济的骄傲，又成为其他新兴产业发展的掣肘。长谷川克之说，棒球比赛中有个专有名词叫“一本足打法”，因击球时一只脚悬空而得名。日本经济就是“一本足打法”，几乎只靠制造业，日本的出口额中，汽车出口和汽车零部件出口占了大头。

　　前述观察家认为，日本制造业太成功，以至于心态调整不过来。日本最得意的就是制造，也正因为有制造业成功的经验，导致它为了保护这种成功，本来应当发展新的产业时，却保护了那些旧产业，付出的机会成本代价很高。

　　这就需要解决从放宽管制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一系列问题，把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是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但日本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补贴，成为妨碍产业升级的一个原因。

　　朱炎说，日本在结构调整和改革方面步履迟缓，是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重要原因。日本在泡沫经济后的结构调整，主要是解决企业的过剩债务、过剩人员和过剩生产能力，带来了2004～2007年间的一个景气周期，但现在的结构改革还停留在小打小闹的地步。

　　长谷川克之强调，日本光靠制造业“一条腿”是不行的，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就是产业的多样性，要加快发展服务业、IT产业，必须改革束手束脚的各项陈规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