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中国人的专业程度非常高，因为中国的教育系统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他表示，以前大家说苹果是“加州设计，中国制造”，但现在情况不是这样了，因为制造以及开发本身也需要创新。他进一步看好中国的竞争力，因为中国在进军先进制造业，“从传统制造业进军到机器人、计算机科学等高端领域，这样的创新接力全球少见”。

　　库克的讲话至少让中国一部分人冷静下来，因为就在几天前，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特朗普总统提交的《减税与就业法案》。这项法案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给企业大幅减税，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到美国投资。与此同时，美国也针对中国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调查或征收惩罚性关税等保护主义行为。

　　因此，美国减税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为与中国争夺制造业，从而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目标。在特朗普的眼中，代表美国竞争力的硅谷与华尔街，并不能为本国广大蓝领提供就业与收入，相反，却加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为了回报锈带地区支持他的选民，他只能通过减税与保护主义的方式吸引工业投资，这样也可以减少不可持续的经常项目赤字。

　　由于中国制造业成本在最近几年不断攀升，导致一些外资企业离开，一些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美国减税法案通过后，中国一些舆论担心制造业会流向美国，至少从成本上而言，美国已经具有竞争力。早在去年，就曾因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去美国投资设厂引起一场关于制造业成本的大讨论，因为中国人工成本、地租、大宗商品价格、环保成本等都在集体上升。

　　库克的讲话给了我们另一个角度，即制造业的投资并非只关注成本，还关注效率。中国制造业成本不断上升，但中国制造的效率、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升，而且形成了一个个完整的产业链。因此，即使美国降低税收成本也不一定能够吸引更多工业投资。首先，他可能缺乏数量庞大的制造业人才。在美国，年轻人毕业后都流向硅谷和华尔街，几乎没有人愿意从事蓝领工作。因此，美国并没有推动制造业发展的人才基础，而当前的制造业在一个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对效率的要求极端苛刻。

　　此外，中国制造的全球优势还在于产业链的成熟，尤其是电子制造业，零部件厂商大部分集中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南）亚地区，因为中国是一个全球电子产业组装中心。美国想要吸引制造业，必须将整个产业链搬迁过去，否则，仅仅是一部分，只会增加物流成本，并影响制造业的效率。考虑到目前中国制造业代工模式比较盛行，跨国企业本身很少拥有生产线，而只是提供订单，那么，这种模式决定了代工厂转移到美国的话，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而不仅仅是成本。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制造业积累了大量具有技术与经验的人才，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以及便捷的全球物流体系，这是难以撼动的产业优势。目前看，不管是美国，还是印度，还不足以拥有取代中国的条件。但是，我们这种综合优势也在慢慢削弱。

　　首先，我们的适龄劳动力逐渐减少，尤其是年轻人现在越来越不喜欢从事枯燥的制造业，而是选择服务业。这种趋势在其他制造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过。在中国，效率相比制造业而言很低的低端服务业能够拿到更高的工资，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必须扭转。十九大提出了加强职业教育，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是正确的决定，但必须及时有效地落实以及增强制造业的就业吸引力。

　　其次，中国制造业成本刚性上涨可以形成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但是，在转型的过程中，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比如我们的要素价格、税费成本、地租等等，给产业界的感觉是持续上涨，这也是不正常的现象，主要原因是货币长期宽松带来的价格体系的紊乱。目前，政府不断给企业家鼓劲打气，弘扬企业家精神以及保护私有财产，但是，如果经营环境、制度成本、要素价格等方面不加以完善和稳定，可能会削弱我们的制造业优势。现在，中国政府正在要求各地改善经营环境，提高市场开放度，这是一个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