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预测说，2022年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后，中国有3亿人会从事滑雪运动。但目前在中国的造雪机几乎全部依赖进口。”3月23日下午，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副院长石勇说。

　　在该院当日举办的“百万庄论坛”上，石勇说，“其实，中国的造雪机在零下10摄氏度时，性能不比国外差，但零上时，就变成了浇花机。但零下10摄氏度时，还需要你来造雪吗?而以色列的造雪机，零上30摄氏度都能造出雪。”

　　有专家查询结果显示，在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数据库(DWPI)中，截至2015年8月15日，涉及人工造雪技术的专利申请共计363件，其中申请数量最多的是亚洲的冰雪强国日本，位居第二的是美国。此外，法国、德国、瑞士、韩国等也都提交了相当数量的专利申请。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甚少。

　　论坛上，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院长王文斌说，我国装备制造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起步的。到目前，已发展成为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具有一定水平、能参与国际竞争和基本保证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成熟产业。但他同时表示，与国际强手相比，我国装备制造业尚处于追赶先进水平的阶段，粗放发展、核心能力不足、供给不充分都在影响着产业前进的步伐。

　　全球制造新格局正在重塑

　　“全球制造新竞争格局正在重塑之中，制造业已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石勇说。

　　美国制造业生产力与创新联盟(MAPI)近期发布的2015年报告作出了多项预测：

　　未来三年，美国信息装备和工业装备增长将会达到GDP的4倍以上;2020年全球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达400亿美元，复合增速达到7%左右，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复合增速有望连续超过20%;2018年全球3D打印市场规模将达到127亿美元，2020年全球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212亿美元，其间增速将达到29%。

　　此外，2020年全球可编程控制器(PLC)市场规模将达285亿美元，复合增速将达8.7%;全球集散控制系统(DCS)市场将达816亿美元，复合增速将达到6.64%，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市场将达427亿美元，复合增速将达到9.16%;2020年全球轨道交通装备产值将突破2000亿美元，全球轨道交通市场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美国再工业化对全球及我国装备制造业影响课题组负责人、研究员鞠思民介绍，目前，智能制造成为新工业革命的主导。他举例说，韩国以提升韩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为目标，积极促进制造业与信息技术(ICT)相融合，计划在2020年之前打造10000个智能生产工厂，将韩国20人以上工厂总量中的1/3都改造为智能工厂。

　　日本发布《机器人新战略》，提出三大核心目标，即“世界机器人创新基地”“世界第一的机器人应用国家”“迈向世界领先的机器人新时代”，日本制造业白皮书提出要重视工业大数据和工业互联网的应用推广。

　　在美国，目前正在推进信息技术与智能制造技术融合，建设智能制造技术平台，推进智能制造产业化和工程化。德国实施工业4.0战略，其中智能工厂和智能生产是4.0两大主题，德国政府尤其重视工业标准和智能制造基础建设。

　　鞠思民介绍，最新研究表明，美国机床行业的PCT专利申请上升至全球第二位，美国装备制造业复苏势头超过德国。

　　“美国积极布局新兴领域和高端环节。”鞠思民解释说，美国给出了高端产业两个界定标准：一是每个产业工人的研发支出应超过450美元，或者是位于产业的前20%;二是产业队伍中获得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位的人数必须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或者在本产业中所占比重达到21%。同时符合这两个标准的产业就是所谓的高端产业。

　　根据这一标准，美国的高端产业共包括50个行业，涉及先进制造业(35个)、先进能源行业(3个)和先进服务业(12个)。“高端产业是维持美国当前发展和持久繁荣的关键，这些产业最能支持创新、包容和可持续增长。”鞠思民说。

　　研究显示，美国制造业投资已呈“两化”发展态势。数字化，美国近年来的投资IT化走势明显，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投资花在信息技术领域，如购买软件、计算机硬件和通讯设备等占总投资的比重仅为三分之一左右，但在2010以后这一比重则增长至50%以上;无形化，美国制造业发展重心的转移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经济投资结构的变化，从1979年开始，美国开始降低在有形资产上的投入，越来越多的投资侧重于软件、研究、开发、宣传、管理、培训等方面，无形资产投资比重持续加大。

　　鞠思民举例说，JohnDeere的精智农业管理系统(FarmSightTM)，通过安装在农业机械设备上的传感器采集土壤条件、氮磷钾含量和作物生长等数据，并且可以预测化肥、农药的需求，从而搭建起农夫和这些化肥、农药供应商的沟通和供应平台，完成了从卖农机到做农作物生长管理服务商的转型。

　　美国制造企业回归潮隐现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当日发布会最新研究结果显示，正是由于美国对于制造业的重视，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制造业企业回归潮流已经隐现。

　　根据咨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的报告，受访的制造业经理人有约61%表示，正在考虑将制造产能迁回美国，以便更好地匹配供应地和需求地。鞠思民举例说，苹果公司把一部分Mac电脑的制造从中国转移回美国;工程机械企业卡特彼勒，将伦敦一家工厂撤回印第安纳州，并把原先设立在日本的部分设施迁至美国，由此创造4200个就业岗位;福特汽车公司已陆续从中国、日本和墨西哥撤回部分岗位;英特尔公司不断向美国本土的生产和研发砸入重金，2002年到2010年间的投入达6800亿美元。该公司75%的产品将在美国国内生产，带动本土高薪岗位4.4万个;咖啡连锁店星巴克也开始把其陶瓷杯的制造从中国转回美国中西部。

　　除了美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来自于制造成本。

　　制造成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鞠思民对记者说，中国制造业成本不仅高于东南亚、南亚、东欧，并且达到了美国制造业成本的90%以上，其中珠三角、长三角达到美国制造业成本的95%，中国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正面临压力。

　　分析显示，2004-2014年，中国的年均工资增长率一直处于10%-20%区间。电价：中国工业电价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014年OECD成员国工业平均电价为每千千瓦时123.88美元。而中国工商业平均电价折合139.43美元/千千瓦时，可见中国工商业电价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更是美国平均电价的两倍。

　　“虽然美国装备制造业的工资是中国的6-7倍，但美国装备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是中国的6倍以上，两者相抵，中国装备制造业在综合成本上并不具备太大优势。”鞠思民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一份《中国制造：如何从大国转变为强国》报告也称，“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成本优势正在式微，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分项是，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中国制造单位劳动力成本与美国相差无几，只比美国低4%。”

　　研究显示，从价值链的角度来看，制造业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远比单纯的数字上所反映的要重要得多。

　　鞠思民介绍，美国研究人员对于美国制造业进行拆解后发现，制造业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甚至要比美国政府的测算还要大。此前美国政府支出制造业领域1个美元的产值会带动其他领域1.4个美元的产出，但MAPI的测算，这一乘数效应达到了3.6，在工作岗位上的成熟效应，制造业达到了3.4。美国制造业规模占GDP总量仅为11%，如果从产业链角度看，由制造业所支撑起来的价值链的价值占到了美国GDP的三分之一，甚至连美国政府也只看到了“冰山一角”。

　　研究显示，制造业每年对经济的贡献量达2万亿美元，占美国出口的比重达60%，在私营领域研发中的占比达四分之三。通常一名美国制造工人每年能挣取7.8万美元的薪资福利，而非制造行业平均待遇只有6.3万美元。像普惠这样的航空航天公司是最成功的出口商之一，约90%在美国制造，超过80%销往海外，实现了贸易顺差。

　　在美国制造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中，劳动者报酬占了60%，资本报酬占了38%，美国机械工业从业者小时工资的中值是20美元左右，约高于制造业10个百分点。

　　中国制造业正处转型关键期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对制造业不太重视，存在政策缺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制造业被日本赶超。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不断从欧美引进了数控机床、连续自动生产线等大量的自动化设备和相关技术专利，为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持续不断的消化吸收和自主研发，到1978年日本本土的机床数控化率超过了美国。

　　鞠思民介绍，美国制造业之所以在近年内走强，在于政府积极搭建数字化制造平台2014年2月，“数字制造与设计创新机构”(DMDII)由国防部牵头组建成立。该机构主要研究数字化数据在产品全寿命周期中的交换以及在供应链网络间的流动，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制造。该机构目前拥有80多家成员，包括波音、洛克希德·马丁、通用电气、罗尔斯·罗伊斯、西门子、微软等企业、政府机构、院校、研究所和商业组织。

　　同时，美国还构筑数字化制造生态圈。以开源技术牵引的上下游垂直式生态圈，围绕系统基础架构、软件平台源代码等关键技术的开放开源，形成了产业上下游不同领域不同主体间的技术标准制定与产品开发合作。如NASA发起的开源的云计算管理平台项目OpenStack，拥有来自176个国家3万名成员500多企业的支持，云计算上下游软硬件企业和非龙头公有云厂商围绕相同的技术标准和产品架构，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体系。

　　“在美国，制造业已经出现了‘由软及硬’和‘由硬及软’两种趋势。”鞠思民介绍，Google等互联网巨头从I端加快走向M端，互联网企业发现制造业是创造价值的主要阵地，Google先后投资了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无人机、智能家居等领域，它变得越来越硬;GE开始编织“工业互联网”，加快从M端走向I端，GE在全球雇佣了一万名软件工程师，GE老总提出：也许你昨晚入睡前还是一个工业企业，今天一觉醒来却成了软件和数据分析公司。

　　“未来，美国将会涌现一批‘两栖型’企业：硬件的系统集成企业在大力发展软件;软件的系统集成企业在大力发展硬件。”鞠思民说。

　　相比之下，我国在制造业自动化方面起步较晚。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中国自动化发展问题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副研究员张燕说，世界机器人协会的统计显示，中国大陆地区的工业机器人渗透率不到日本的十五分之一，是美国和台湾地区的六分之一。据野村证券的数据，就机床的数控化率而言，中国生产的机床数控化率仅为25%，接近日本1988年的水平，而日本2012年的机床数控化率已达到88%。中国设备的数控化率仅为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水平。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当日发布的中国装备制造业经济运行景气指数和出口指数显示：短期内，装备制造业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出口还处于收缩期;中期看，“十三五”期间呈现前低后高增长态势;长期看，到2025年中国装备制造业规模将由现在占全球30%达到35%以上，高端装备制造业占装备制造业比例将由现在的20%达到35%以上，出口规模占全球贸易超过20%。

　　“装备制造业在未来10年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量。”石勇表示，装备制造业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中国人均GDP为8016美元，正处于数字自动化快速发展的阶段。

　　石勇说，一个优势就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数据显示，我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美国的完整程度也仅仅为中国的94%左右，日本更是不足中国的90%。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为中国装备制造业提供了系统性的竞争力，中国有超过14万家机械供应商、7.5万家通信和设备制造商、10.4万家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商，供应商网络规模超过日本的五倍。

　　王文斌对记者表示，未来，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很多，国内市场潜力巨大、资金比较充裕、人力资源丰厚，关键看我们如何开发、如何更好地利用。

　　“我国装备制造业未来发展的路径，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已做出了全面规划。只要我们联系各自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一定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王文斌认为，现阶段，从行业和企业角度来说，有两件事可能首先要下功夫把它解决好：

　　一是下大力气培育工业文化，使行业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认真严格、善始善终地做好每一个细节，快速地提高装备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真正让用户放心地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

　　二是要充分地利用自动化和智能技术，让工厂从生产线制造向自动制造、柔性制造、智能制造发展，逐步建设智慧工厂;充分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在行业发展工业互联网，使咨询、开发、集成、制造、配套、分销等资源能够极大地得到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逐步建设虚拟制造生态圈，快速地提高装备制造业资源利用效率和装备产品的可供给性，不断地抢占国内市场。

　　“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企业运行又遇到了不少的困难。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大思路、大智慧，越需要冷静下来，好好地思考、好好地研究。”王文斌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