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在武大为大学生指点中国经济转型。他认为，新实业、新消费、新金融和新城镇化，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四大新动力。

　　一、 吴晓波：五年后没有互联网+

　　“互联网+”要有核心技术

　　吴晓波却说“五年后没有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对一切传统行业的冲击和改造，都将在3至5年内完成，80%制造业将因无法成功转型而挂掉。”

　　他介绍，“互联网+”绝不是网上卖东西这么简单，而是要用信息化手段改造制造业的所有流程，要拥有核心技术。今后，制造业领域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大制造会变成小制造。

　　80后90后主导消费潮流

　　发展新实业、创造新消费将是中国产经新变革的重点。吴晓波用小虎队和TFboys举例——他们都是“小鲜肉”，但背后的消费模式完全不同。小虎队是大众消费，TFboys在网上有数百万粉丝。“如果TFboys在武汉办演唱会，网上售票一定在5分钟内被抢完，在座的各位有钱也买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都被他的粉丝分了。”

　　吴晓波说，80后和90后开始主导消费潮流，未来将会是圈层消费、小众消费，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取悦所有人，只要找到若干忠诚消费者，服务好他们就足够了。

　　二、俞可平：创新有风险，要有宽容的制度环境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坦言，真正的改革，真正的创新，一定要解放思想，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宽容的制度环境，允许一些大胆的开拓者和创新者有一些失误。“对于一心一意想创新和改革的党政干部，社会要给予他掌声，给予他们荣誉，让真正的改革者青史留名，所以我特别鼓励像这样的活动。”

　　政府创新是“火车头”拉动社会进步

　　俞可平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社会进步的源动力。在所有的创新中，政府创新意义特别重大。政府创新的重点是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带有根本性，制度创新是社会深刻的进步。没有政府创新就没有善政，没有善政就没有善治。

　　俞可平表示，在中国，党委政府是社会进步的火车头，国家和社会去向何方，这个火车头起决定的作用。政府的作用非常大，有引领示范作用，社会的制度环境主要是靠政府来提供，没有政府创新就没有新的制度环境，社会其他领域的创新必然受影响。

　　不少地方政府创新动力有弱化趋势

　　俞可平从他主持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申报中注意到，就全国范围而言，不少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有弱化趋势。他认为，政府创新动力下降的话，其他领域的创新动力也会跟着减弱。从奖项申报来看，政府创新的动力有下降，社会创新的动力在升温，一热一冷。

　　在俞可平看来，“制度的顶层设计有一个过程，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改革这么复杂，如果顶层设计很短时间做出来，这种顶层设计往往不科学和不合理。而科学和合理的顶层设计需要一个较长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地方政府往往有一种等待的心态，等着上级的顶层设计。从而影响地方政府的创新。”

　　俞可平说，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必须有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地方的差异性太大，要给予足够的自主创新的空间。

　　“创新是要冒风险的。而且政府创新一旦如果出现失误，很可能会影响一个官员的政治前途。”俞可平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宽容改革者和创新者的失误，创新者有一个理性的考虑，有的时候会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制度环境的某一些缺失和不完善，可能会影响政府创新动力。

　　如何增强政府创新的动力?俞可平表示，真正的改革，真正的创新，一定要解放思想，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宽容的制度环境，允许一些大胆的开拓者和创新者有一些失误。因为所有的改革创新都有风险，如果所有的风险都让这些改革创新者承担，他们承担不起，我们要在制度上营造有利于改革创新的氛围。

　　三、吴敬琏：创新不给力，症结在于原本的政府主导

　　一个新常态国家的创新体系，要从两方面谈起。第一个部分是当前总的形势，第二个部分是如何面对这种新形势，即建立和完善我们国家的创新体系。

　　不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新常态就稳不住

　　先讲第一方面的问题。从去年以来，中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根据已有的文章，新常态的内容或者特征可以归结为两点:

　　第一点，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的状态转向中高速增长，进入下行通道。这个趋势今后可能还要继续，甚至进一步变成中速增长。

　　第二点，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

　　如果仔细观察这两个特征，可以发现它们的进度存在很大差别。

　　第一个特征已经是既定事实。从去年以来，GDP增长速度下行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绝大多数人对这一点也有共识。但也有少数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认为，中国的增长率应该是8%甚至更高，之所以没有达到，是因为主观能力不够或者宏观经济政策不好。无论如何，这一特征已经客观存在，不管人的愿望如何，它都是不可逆转的，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但是第二个特征，中国经济发展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发展，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发展，只是我们期望的目标，它并没有成为现实。

　　如果我们只是实现了第一点，而第二点不能实现，即经济增长原有的驱动力衰减，而效率却没有得到提高，那么至少会引发以下这些问题：首先，原来由于数量扩张而掩盖的各种经济与社会的矛盾就都会暴露出来，产生很大的影响;其次，经济下行的趋势会不断地加剧，甚至出现“失速”的现象。就像一架原本飞在半空中的飞机，速度突然大程度地降低，飞机就要出问题。所以，在承认经济下行趋势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实现第二个特征，只有这两个特征同时具备，才是我们所希望见到的新常态，否则它是稳不住的。

　　要努力地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就要促进创新、优化结构，总体来说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克服所谓“三期叠加”造成的各种矛盾。三期叠加中，第一期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期，速度下降;第二期是结构调整阵痛期，优化原本存在问题的经济结构;第三期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创新不给力，症结在于原本的政府主导

　　前一段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增速下降可以用宏观的经济政策(比如刺激政策)拉起来，但现在才发现，根本上还是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和发展方式的转型，这也是确立符合我们愿望的新常态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创新越来越活跃，特别是近年来，技术发明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特别是跟网络和移动互联网相关的各产业。这些80后甚至90后对于未来充满希望，技术创新也非常活跃，但是回头看，那些创造发明的产业化状态还很不理想。

　　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我们创新的体制和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沿袭着过去那一套，其基本特点就是政府主导。政府来决定科学研究“闯关”的方面，然后指定产品的方向、技术路线，接下来组织人力、物力、资源来进行转化。实际上，这样一套办法抑制了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创造性，需要加以改造。

　　用什么办法来建立新的体系呢?十八届三中全会说了两句话，一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二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两个基本的原则，应该用于我们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这两句话非常简练，但是打中了要害：要建立起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并由它来配置资源，这样市场就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四个特征里，竞争是灵魂。我们现在的市场还缺乏竞争，从技术的创新到本地化、产业化，一直到市场销售和售后服务，都必须要贯彻竞争，才能更彻底地消除违背这些原则的因素。

　　我们现在从资源配置到科研的攻关目标，一直到它的商品化产业化，政府都在起主导的作用，这样在实践中就产生了很多问题。实际上，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要牢记一个原则：技术创新的主体一定是企业。因为原始性创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经济上不一定能取得成功，只能发动千军万马的企业去闯、去实验，那么即使成功概率很低，但只要参与竞争的个体数量足够多，就一定有一部分能够取得成功。但是政府并没有这个能力，政府无法确定哪一个产业、哪一种技术路线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四、吴敬琏：鼓励创新，政府不能什么事都管

　　从线上到线下，最近很多人都在争论一个问题：新能源汽车到底是混合动力好还是纯电动好?不管真相如何，由主管部门来指定都不太合适，因为，政府怎么能够确切地知道哪一个好呢?政府只能顺势而为，最主要的是要建设一个好的环境。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就不要像过去那样什么事都管。我们现在实际上花了很多钱，但是效果不是那么好。

　　2008~2009年，制定了很多发展电动汽车的相关政策，支持的力度并不低，但效果也不能说很好。2012年的预期目标是达到年产50万辆新能源汽车，结果最后才产了不到3万辆。回过头看，因为对创新的支持方式还存在许多旧模式的特点，出现了一些问题，造成了一些浪费，甚至抑制了很多企业(主要是一些小企业)的创造性。

　　鼓励创新，政府需要做什么?

　　总体来说，政府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它还需要提供公共品。

　　第一，政府要提供好的生活环境、创新环境和经营环境，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第二，要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统和基础性的科研系统，因为这两个系统的产品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应该是由社会来负责的。我们原本的创新体系里，往往把科学和技术放在一起，其实这两者的性质非常不同。对于科学的奖励，应该由社会(包括政府)来承担;而对于技术的奖励，应该主要是由市场来承担。

　　第三，政府应该在现有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供一个全局的、长远的信息规划，它应该是引导性的，而不是具体指向什么领域。我们需要根据这些年发展信息产业支持技术创新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逐步地、系统地建立起国家创新体系的整套制度和政策安排。

　　五、迟福林：互联网时代如何进行政府治理创新?

　　互联网时代如何进行政府治理创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过去的服务是靠“好人”，而现在要把“好人”和“好技术”结合起来，用好的技术来支撑政府有效、高效的服务。他认为，如何实现政府和社会互动性的治理，是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政府治理和社会理治要互动创新

　　迟福林提出， “在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理念的创新涉及多个方面，而以信息公开为重点的发展理念创新，将成为政府公共治理最重要的基础。”

　　迟福林还提出，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和社会理治要进行互动创新。“我们在互联网时代善于利用这样一个平台支撑政府的公共服务，把老百姓、社会作为公共服务的消费者，我想十分重要。”

　　五、创新从来都不会一蹴而就

　　今年WWDC上iOS 9、Mac OS X El Capiton已经Watch OS 2一发布，就有不少所谓专家忙着发声，称“惊喜太少、创新不够”，苹果的“创新乏力论”也再度盛嚣尘上。

　　其实近两年来，这类的说法一直存在。但在笔者看来，其中大多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门外之言。所谓创新，从来就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事情，更不应该简单地依照硬件参数的新旧、多寡来做判断其价值。

　　软件应用的创新，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样需要大量的时间去试错。今年iOS 9主打“查漏补缺”，不见得是苹果没有能力推出更加激进的创新，但所谓“厚积薄发”，即使是创新，也要从点滴开始积累，才能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场景发挥出真正的价值，不是吗?(转载：南方日报)

　　六、互联网+：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历史上任何一次工业革命，无不是从技术开始，并逐渐转发成思维方式的变革。从工业时代的蒸汽机革命开始，资本至上和市场经济思维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在电气化时代，强调社会公平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成为新的“普世价值”。信息化时代中，和谐发展观与传统产业的信息化就成为发展新思路。

　　“互联网+”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不仅是一次影响到每个人的产业革新，而且还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互联网+”的新思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宏观调控思维的转化。“互联网+”的变革根源于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充分使用，这必将进化宏观调控的数据支撑。政府宏观调控将更加精确，更符合市场和社会的发展需要。

　　其次，法治思路的转换。“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事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趋势的“风口”，法治思维应有所作为。一方面，法治应承担对新产业发展的保驾护航作用，避免新技术这把“双刃剑”可能带来的社会负面效果。另一方面，法治应有明确立场，应站在顺应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待新问题。

　　最后，市场思维的转化。在工业4.0时代到来之前，一直是生产主导消费的模式。“互联网+”是工业4.0时代的象征，网络在产业中不再单纯扮演工具的角色，而是成为市场的主导。这种新型产业模式的好处在于，最大限度地调和了消费市场与生产者之间的关系，避免了资源浪费和过度生产。 “按需生产”将变为现实，大数据的精准分析和精准营销将构成全新的“看不见的手”。在“互联网+”的市场思维中，供求关系矛盾将被弱化，信息和数据化将成为左右生产和消费的关键点，批量生产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消费者为核心的新型市场将被重新建立。(转载：北京日报)

　　七、价值观、理想与信念等精神因素属于创新文化的内核

　　什么是创新文化?创新文化是以创新为核心的文化事项。熊彼特认为，创新是指将我们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以不同方式组合起来。可见，对创新文化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与其内核———新组合联系起来。本文认为，创新文化是指促使可支配资源和力量得以重新组合的文化事项。

　　价值观、理性、传统等精神因素属于创新文化的内核，大多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

　　创新文化系统中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作用，组成了资源和力量的新组合方式。自此，通过分析资源与力量的获取和利用方式，可以深入研究其背后的价值观、理想与信念，从而进一步把握和了解抽象的创新文化内核。

　　八、深圳创新文化发展四个阶段

　　深圳在创新前史阶段，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从内部看，由计划经济主导的资源利用方式出现了普遍性的消极怠工、效率低下等问题;从对外紧邻关系看，深圳民众的逃港行为愈演愈烈，控制和反控制之间的冲突越发频繁。内外危机的合力，导致深圳非创新文化系统的瓦解和崩溃。

　　1、源起阶段

　　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性变革机遇，导致深圳旧的非创新文化系统瓦解，新的冒险探索精神以新形式复兴，深圳由此诞生出新的域外资源利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改革开放需要风险精神，没有积极探索的内在动力，很难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这种新的冒险探索，还达成了民间意识与官方意识之间的共鸣。传统冒险精神在新形势下以新形式得以复苏，并促使原住民文化、移民文化和商业文化之间形成新合力，促使深圳获得大量丰富、可支配的资源和力量，并通过这些资源和力量的重新组合而产生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成长阶段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变迁中，冒险探索与多元宽容精神成为深圳创新文化系统的两个主要特征。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在发展经济方面获得支配资源和力量的组合，首先以三来一补继而靠外引内联为主要方式。

　　但计划资源和力量组合方式的惯性，严重制约了创新活动(资源和力量组合)作用的充分发挥。深圳如果没有敢闯精神，不进行一系列风险很大的先行先试工作，不是开放心态、实干兴邦，便不可能将发展机遇和可能性转变成现实生产力。从响亮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到敲响“新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开放与实干就成为深圳创新文化系统成长初期新的主要精神气质。

　　3、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新获资源和力量有效组合起来并快速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创新使得深圳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创新效果明显是官民共鸣的结果，民众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既有方式如何提高资源和力量的组合效率，政府则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及制度，积极引导和支持民众的创新活动。这些行为表现依赖于不断突破思想禁地的开放精神，以及追求效率的实干精神。

　　1983年创办的深圳大学和1985年创办的深圳科技工业园，为深圳自主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是深圳自主创新的发端年代，经过多方合力的协同，到2000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迈上第一个千亿元台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占全部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比重首次突破50%大关。深圳已深刻认识到，创新不仅是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灵魂，也是其发展动力之源，更是深圳未来发展的关键。这预示着，深圳创新精神、创新文化发展将从追赶、跟随式创新进入到自主、自强创新的新阶段。

　　4、跃迁阶段

　　在自强、自主创新精神的推动下，资源和力量组合方式逐渐向自主产业提升。自主产业是自主创新在产业发展上的表现，其含义是自己管理、自己做主的产业，成果是拥有大量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产品能够不断创新等。与此同时，随着创新文化系统的成长以及创新精神意识在社会中的不断强化，良好的创新文化和创新生态环境得以形成。只有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创新与创意相结合、高端研发原始创新3条发展路径交织起来，才能共同推进深圳创新发展。

　　九、创新文化包括冒险、探索等

　　深圳创新文化系统经历了4个演变发展阶段，即源起阶段(冒险、宽容精神复苏形成阶段)、成长阶段(开放、实干精神发扬光大阶段)、发展阶段(学习、创新观念升华自觉阶段)和跃迁阶段(自主自强精神、积极进取阶段)。

　　因此，作为重新组合可支配资源和力量的理想、价值观和信念的创新文化内核，通过其外在形式得以体现。这一创新文化系统经历了生成、成长、发展、成熟4个过程，每一过程、每一阶段既是对前一阶段的扬弃，又是该阶段创新文化系统向下一阶段创新文化系统演进的基础和前提。

　　结合深圳创新文化系统的历史演变，其包括4个阶段，第一层体现了内层冒险、宽容突出的精神，第二层体现了开放、实干精神，第三层体现了学习、创新精神，第四层则体现了自强、自主精神。

　　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功能之间的相互耦合，需要相应观念、制度、物质等因素的支持。理想、信念、习俗变化又推动着创新文化系统外在形式的变化，可支配资源和力量形成新组合，深圳创新活动、创新体系不断转型升级。反之亦然，创新活动的发展和各种外围条件的支持，有力推动了理想、信念和习俗的升华。

　　十、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文化成分也是影响经济和政体绩效变化的核心

　　深圳由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在30多年间由科技沙漠变成创新绿洲，很大程度上是创新文化引导和推动、创新文化与创新活动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结果。正如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言：“文化不仅决定某一时期的社会绩效，而且通过它的支持性框架约束参与者，从而影响长期的变迁过程;文化成分也是影响经济和政体绩效变化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