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安筱鹏副司长近期在题为《工业4.0与制造业的未来》的演讲中，提出“工业4.0”的核心是智能制造，智能制造是连接、是集成、是数据、是创新，或是转型。他说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智能制造，就是“系统的系统”。安筱鹏认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本质是智能制造生态系统主导权之争：我们要把智能制造作为在新一轮产业技术变革中的主要方向，要构建自己的智能制造产业体系。他强调指出：工业4.0以智能制造为标志，至少需要用30年到50年的时间尺度来观察其演进发展的趋势。最后的结论是，这一轮变革才刚刚开始。

　　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是智能制造

　　我们看看德国是怎么认识4.0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说，目前90%的创新在欧洲之外产生，欧洲不能错失下一代工业技术变革。德国副总理兼经济能源部长说，德国非常忧虑的一件事是，德国企业的数据由美国硅谷的四大科技把持，不仅德国，整个欧洲对于错失互联网的机遇都有一种深深的忧虑，有一种挫败感。德国机械协会(VDMA)主席今年6月在日本参加一个活动时说，德国和日本应携手应对中国的挑战。德国信息技术、通讯、新媒体协会工业4.0部部长也说，不仅仅亚洲对德国工业构成竞争优威胁，美国正通过各种计划应对“去工业化”，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当然，他们也看到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机遇，并提出要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尤其是制造业竞争的制高点。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国务秘书说，工业4.0要提供一个在技术和组织上适应中小企业需要的解决方案。 换成中国一部电影名字，就是在德国迈向工业4.0的道路上，德国中小企业“一个都不能少”。 通过和德人各界交流，我们可以体会到德国人对于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三种意识：危机意识、机遇意识和抢占制高点的意识。他们看到了新一轮技术变革中，德国ICT、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发展的巨大挑战，也看到了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德国传统优势的强化和新优势的形成，新的市场机会正在形成。德国也有意志和决心在新一轮变革中掌握发展的主导权，并重塑竞争优势。这些认识和判断已经在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联邦经济和技术部2013年4月发表的《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中有清晰的表述。

　　对于什么是工业4.0，我们可以从企业的角度或政府的角度，技术变革的角度或产业经济的角度，传统企业的角度或ICT企业的角度，发达国家的角度或新兴工业国的角度来观察和认识，可以有很多观察、解释和认识的维度。综合各方面的理解，我看是不是可以通过5个方面来认识工业4.0到底是什么。具体来说，工业4.0是互联，工业4.0是数据，工业4.0是集成，工业4.0是创新，工业4.0是转型。

　　第一，工业4.0是互联。我们在和西门子、博世和蒂森克虏伯的专家在交流时，他们都强调，工业4.0的核心是互联，工业4.0的核心是连接，要把设备、生产线、工厂、供应商、产品、客户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更具体讲，一是设备和设备的互联：单机智能设备的相互连接，实现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再到智能工厂;二是设备和加工对象的互联，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4年汉诺威工博会上所讲的，零件与机器可以进行交流。三是所有制造系统、设备与人的互联，所有的装备、软件、硬件、网络都是围绕如何提升人的效率、为人更好的服务这一主线，虚拟物理空间(CPS)等新概念也是实现人与智能制造系统交互窗口和界面;四是万物互联(IOE)，当然这个概念不仅德国人在讲，美国人也在讲，尤其是思科,所有产品都将会成为一个网络终端。

　　第二，工业4.0是数据。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当传感器无处不在，智能设备无处不在，智能终端无处不在的时候，连接无所不在的时候，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数据无所不在。产品的数据、运营的数据、管理的数据、供应链的数据、研发的数据等等，信息化带来了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我们不去讲小数据，也不讲大数据，我们讲数据本身最基本的特征：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它带来了更精准、更高效、更科学的管理、决策，带来更高的研发生产效率以及更低的运营成本。这是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网络、链接和传感的无处不在共同导致的必然结果。

　　第三是，集成。集成不是一个新的概念，10年前，我们讲信息化的时候都会讲到集成，讲到纵向集成、横向集成和端到端的集成。2008年以来，我们在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估的时候，先后对国内29个行业共3万家企业的两化融合水平进行了评估，把企业的信息化分成4个阶段：基础阶段、单向应用、综合集成以及融合创新。我们明确提出了5个方面的集成：研发设计和制造的集成、管理(ERP)与工厂设备控制的集成、产供销的集成、财务和业务的集成，以及企业战略决策的集成。当时还提出一个概念，叫做企业信息化集成应用陷阱，我们都知道中等收入陷阱，在这里把这个概念借过来，想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企业信息化集成应用是一个门槛，你要跨过这个门槛是很难的，但是你真正跨过去以后，就会获得更多的收益。德国人在工业4.0也在三个集成：纵向集成，指的是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服务等所有的环节集成;横向集成，指的是是一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以及销售商信息的无缝对接;所谓端到端集成，则是产品全生命周期维度的概念。

　　第四，工业4.0是创新。这个创新是全方位的创新，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到组织架构创新无所不包。

　　第五，工业4.0是转型。从规模化生产向大规模定制、个性化生产的转型，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型，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关于规模化生产向个性化定制转型，我记得美国著名经济史学者钱德勒《规模经济 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把产业革命的动力归结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主要驱动力来自于规模经济，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和深度应用带来了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全生命周期管理，这些都是范围经济的表现。从经济学视角来观察，前两次工业革命的驱动力在于规模经济，而第三次工作革命驱动力在规模经济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范围经济在发挥更大的作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来源本质不同在于，范围经济主要来自于企业资产的通用性，而在企业资产中，只有那些信息资产、知识资产，专利、技术、品牌、渠道、客户资源等无形资产具有通用性特征，这是构成企业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来源。

　　以上就是我对“工业4.0”的理解。如果我们再去看美国企业提出的产业互联网，我们可以看出来，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它最本质的东西是一样的，即就是智能制造。我们所说的智能制造是一个广义的定义，不仅仅是指智能制造装备，而是包含有5个方面。

　　一是产品的智能化。即是把传感器、处理器、存储器、通信模块、传输系统融入到各种产品中，使得产品具备动态存储、感知和通信能力，实现产品的可追溯、可识别、可定位。有人说，90后是互联网的“原住民”，60后、70后是互联网的“移民”，还有部分同志是互联网的“边民”，被边缘化了。我想说，对于“物”也是一样的。计算机、智能手机、智能电视、智能机器人、智能穿戴是物联网的“原住民”，这些产品诞生的时候就是一个网络终端;传统的空调、冰箱、汽车、机床、风机等是物联网的“移民”，这些产品正排着队联接到网络世界。专家们估计到2020年这些物联网的“原住民”和“移民”加起来将超过500亿个。这个进程将持续10年、20年甚至50年的时间。产品的智能化有三个最基本的特征：普适性、渐进性、颠覆性。但它给每一个企业提出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企业的产品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样方式实现智能互联，成为一个智能产品?

　　二是装备的智能化。从单机的智能化到智能生产线、智能工厂、智能制造，就是智能化的装备通过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所带来的。企业生产环节的竞争优势将更多来自于基于智能生产线的竞争优势。

　　三是生产方式的智能化。主要是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和智能化。个性化定制、极少量生产、服务型制造以及云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其本质是在重组客户、供应商、销售商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的关系，重构生产体系中信息流、产品流、资金流的运行模式，重建新的产业价值链、生态系统和竞争格局，它带给人们的启示是，企业需要不断思考我是谁、我在哪里、我的边界在哪里、我的竞争优势的来源在哪里、我的价值在哪里等这样一些基本问题。

　　四是管理的智能化。随着纵向集成和横向集成的不断深入，企业数据的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不断提高，必然使管理更加准精确、更加高效、更加科学。这是管理领域的革命。

　　五是服务的智能化。个性化的研发设计、总集成、总承包等所有新服务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这些当然会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不断出现。

　　前两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新常态提出9个方面新认识，其中有5个方面与刚才讲的智能制造趋势是是高度吻合的：需求的个性化、多样化，质量型、差异化竞争(规模经济到范围经济)，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投资，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重要性进一步突显，生产呈现小型化、智能化趋势，新常态里面所提出的一些理念，与我们现在所关心的两化融合、智能制造的理念都是一致的。时间关系我只想讲一点，就是人力资本的质量。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中，如何认识人力资本的作用，近来各界给予充分关注。近来有两本书大家都关注到了，其探讨的问题与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是一致的。一本书是，《21世纪资本论》，探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几百年历史进程中，强调资本在财富分配中的重要性，认为工业革命以来资本的收益率长期来看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换句话说，长期以来资本收益高于劳动的收益率，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均衡，这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第二本书是《第二次机器时代》，作者是MIT的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这两位作者再加上诺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 联合写了一篇文章，年中发表在《外交》杂志上，题目是New World Order: Labor, Capital, and Ideas in the Power Law Economy，他们都指出，智能机器的推广更加普及，将会有更多的人类劳动被机器所替代，而信息化时代创新性人才的重要性，数字化技术使得资本不再是稀缺资源，创新型人才是“第二次机器时代”最稀缺的资源，那些具有创新精神并创造出新产品、新服务或新商业模式的人才正成为市场的主要支配力量，是资本追逐的对象，是社会财富主要分配者，创新性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重要性。(来源：中国信息产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