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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企业家朋友曾不无担忧地说，当地的官员对他日益壮大的企业总是吃、拿、卡、要，虎视眈眈，如果官员不满意，随时可能让这个朋友倾家荡产
·后世的所谓孔子思想的继承人却为了迎合帝王家天下的**企图，刻意曲解了孔子的本意，把商人的地位贬斥到{词语被屏蔽}的边缘，士、农、工、商的排序成了{词语被屏蔽}共识
·商人“跪着”生存，还因为**生态为其预设了两条原罪：一是无奸不商，不符合道义要求；二是商人私欲无边，不利于{词语被屏蔽}稳定。
·商人在满足私欲的过程中，会逐渐认识到个人私权的重要，保护私权的动机会带来维权、分权的行动，而这与统治者的公权、集权、专权至上是矛盾的
当一个企业主还在为吃饭问题焦虑时，你问他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他的回答估计是：那是个华而不实的东西。想知道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恐怕得敲一敲在天国的史蒂夫·乔布斯家的大门，向他虚心请教。乔布斯曾说，他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世界确实因他的精、气、神而改变，这是不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呢？
电影《让子弹飞》中有一句台词“站着就把钱挣了”，这反衬着今天的企业家生存境遇。投资人薛蛮子也说中国商人“现在基本上是跪和半跪的状态”。一位企业家朋友曾不无担忧地说，当地的官员对他日益壮大的企业总是吃、拿、卡、要，虎视眈眈，如果官员不满意，随时可能让这个朋友倾家荡产，为此，朋友的爱人走入了教堂，去寻求神的护佑。企业家置身于如此让人没有安全感的**生态中，神能解救得了他吗？
翻开中国的历史看看，整个**生态的多数大人物都是用居高临下的眼光上下打量着做生意的商人，吓得商人战战兢兢。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词语被屏蔽}虽四分五裂，但诸子百家思想自由，没有大一统的理论教条**人的精神追求，因而，做生意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孔子的**子贡就是一个生意做得很好的人。好为人师的孔子一方面为子贡有做生意的本领而高兴，另一方面又给他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富而好礼与富而合道。通俗地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种企业家精神解释的版本是有钱、有礼、有道。
在孔子的眼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无可厚非。但是，后世的所谓孔子思想的继承人却为了迎合帝王家天下的**企图，刻意曲解了孔子的本意，把商人的地位贬斥到{词语被屏蔽}的边缘，士、农、工、商的排序成了{词语被屏蔽}共识。士，读书，参加科举，然后做官，是第一选择；农，种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图个田园生活，是第二选择；工，加工、冶炼、发明个小生产技术，用于日常生活，是第三选择；商，做买卖、做生意，调剂小日子的余缺，是第四选择。日久天长，甚至连理学大家朱熹也瞧不上商人，他曾说商人的作用就是管个吃饭、穿衣，如果再做别的就有害了。如此境地，商人只能是小商人，只能做小生意，只能“跪着”生存了。
商人“跪着”生存，还因为**生态为其预设了两条原罪：一是无奸不商，不符合道义要求。2000多年的“义利之辨”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演变成了义先利后、为义舍利，如董仲舒所说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熹口中的“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不顾利害，只看天理当如此”。儒家拔高了“义”的道德价值地位，因而贬低了“利”的正当地位。这种褒贬在世俗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扭曲，以至于把“见义忘利、唯利是图”的帽子扣在了商人的头上。有了这样的{词语被屏蔽}负面认证，商人必须寻求生存之道，应变之一就是给自己再戴上一顶“儒商”或者“红顶商人”的帽子，以便抵消负面影响，晚清时代的胡雪岩、盛宣怀，以及徽商、晋商、淮商、闽商等商人帮派就是其典型。
二是商人私欲无边，不利于{词语被屏蔽}稳定。秦汉以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服务于**君王的等级制度建立，农业立国的原则成为主流，人人各安本分成为理想的{词语被屏蔽}模式。因而，商人被框定在十分狭小的圈子内做生意，以维持生计，正如荀子所言“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然而，商人总是不安于现状，不满足于吃饭、穿衣，而且其嗅觉总是很灵敏的，贱买贵卖，东挪西用，借助水陆交通，总能获得一定的利润，占有一定的财富地位，从而形成商人阶层特有的生活方式。在统治者的眼中，如果商人的这种生活方式被很多民众效仿，那么农田就没有人种了，整个{词语被屏蔽}的礼仪秩序、等级秩序就会乱掉，{词语被屏蔽}就无法稳定。从中可以看到一个矛盾：商人在满足私欲的过程中，会逐渐认识到个人私权的重要，保护私权的动机会带来维权、分权的行动，而这与统治者的公权、集权、专权至上是矛盾的。因而，“富可敌国”的商人要么“大隐隐于市”，要么以财买官、以财贿官，才能不被统治者以维稳的名义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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