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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法兰克·纽曼在中国的第五年。这一年，他成为中国上市公司身价最高的CEO。在《福布斯》中文版最新出炉的“中国上市公司最贵CEO”名单上，这位67岁的美国人以去年1598万元人民币的年薪高居榜首，他也因此被媒体封为“打工皇帝”。
2004年12月，纽曼来到中国，加入深圳发展银行。中国对他而言是陌生的，但他对银行业并不陌生。在数十年的银行家生涯中，他先后从生死边缘拯救了美国美洲银行、美国信孚银行以及韩国第一银行。
纽曼的事业起步于毕马威事务所，在其后的职业生涯里，这位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生先后在花旗银行、富国集团、美国美洲银行出任过副总裁或者首席财务官。1993年，他进入政坛，成为克林顿政府财政部的一名**，主管美国国内事务，负责金融及监管规则的制定、债务管理以及金融运营管理。第二年，他便晋升为美国财政部的副部长。
作为财政部的二把手，纽曼曾经获得美国财政部的最高荣誉——“亚历山大·汉弥尔顿奖”。
在财政部待了两年后，纽曼选择离开，继续其“拯救银行”的使命，这一次是美国信孚银行。那时的信孚银行因“衍生产品合同”丑闻而声誉大跌。纽曼上任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人事改革，重新开拓信孚的业务领域。在他任内五年，纽曼的团队为信孚银行股东带来了连续五年年均收益率19%的高额回报。
离开信孚银行以后，纽曼把眼光投向亚洲，他来到韩国第一银行。作为这家银行的独立董事，纽曼在扩大韩国第一银行的业务规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将这家银行几乎为零的零售业务发展了起来。这些经历使纽曼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一个专业的‘银行修理工’。”
2004年5月，深圳发展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家由外资（美国新桥公司）控股的本土银行。当董事会决定要聘请一位有过管理困难银行经验的人时，他们想到了纽曼。
接手深圳发展银行时，纽曼面临的压力并不亚于之前的经历：当时深圳发展银行在全国商业银行中排名倒数第一。在就任董事长后的第一次股东大会上，纽曼的表现被媒体评价为“以其**家的技巧和银行家的专业，完全控制了会议的局面”。
纽曼给深圳发展银行带来了新的国际思路。他认为，深圳发展银行病症在于“基础管理和业务模式”，具体而言在于“人”和“流程”问题。他首先决定改变深圳发展银行过去由各家分行自主决策的模式，将重要职能集中化。在人事改革上，他发挥了一贯的铁腕作风，让30名左右的中层人士离开银行，并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专业人士。
纽曼推行的改革有效减轻了深圳发展银行的“病情”，推动了它的快速发展。这家原本背负了巨额不良资产的城市商业银行在全国迅速崛起：在过去4年，深圳发展银行的存贷款规模翻倍，资本比率增长4倍，不良贷款不足之前的1/10，赢利获得10倍以上的增长。
2009年4月，纽曼在深圳发展银行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上对他的高额年薪问题做出了回应。他自信地说：“我的薪酬和业绩是相匹配的。”他表示，自己的薪酬是基于国际水平，在金融危机下已经做了大幅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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