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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往往比影视剧里的情节更具有戏剧性，近日，在北京电影学院“影视产业与金融投资班”上，当一位风投界风云人物刚谈完“于冬所画的派拉蒙蓝图并不受美国投资者的青睐”后2个小时，博纳国际影业(BONA.好AQ)CEO于冬便站在了同一位置，谈的却是他的“理想国”的前世今生。
“在投资者不看好博纳影业派拉蒙式的发展之路，您还会坚持下去吗?”面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第一个问题，于冬吐了口烟，很肯定地点了点头，“会!”
从一位推销员到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于冬在电影业摸爬滚打的18年，也是中国电影业改革的18年。
“喝”出了“副乡长”
回到母校北京电影学院，于冬最被提及的故事便是当年背着拷贝做“推销员”的经历，当然可以看得出于冬的酒量不错，因为和天南海北的影院经理打交道，靠的是觥筹交错，于冬经常是一杯酒卖一个拷贝，一个拷贝能赚1万块钱。到1999年，于冬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发行人员“喝”到了发行科副科长，相当于副乡长。不过，杯酒之间更多的是一位深爱电影的年轻人的酸楚和无奈。
“坦白地说，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行，发行是要告诉观众这部电影为什么值得看。”于冬表示。
事实上，1993年，当时的广电部就发布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主要改革的就是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为由各制片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见面，通过**地区发行权、单片承包、票房收入分成及代理发行等方式进行结算(进口影片仍统一由中影公司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司发行)，二是电影票价原则上放开，具体由各地掌握。
这一浪潮推动着{词语被屏蔽}资本的涌动，到了1999年，更是达到了**，新画面的张伟平投资拍摄了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王中军投资拍摄了冯小刚的《没完没了》，而于冬则是在北影厂的台阶上晒太阳。
1999年，于冬成立了北京博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做的仍旧是发行，当时的政策还未给予这样的民营公司相应位置。
2001年，公司获电影局颁发的《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家持有电影发行许可证的民营公司，如此一来，于冬可按照自己的一套营销战略做电影发行了。
2001年，于冬首次约请全国20多个城市媒体同时开始宣传，并打破传统排期模式协调各地发行公司共同推动电影上映档期。一部成本只有200多万元的《我的兄弟姐妹》最终在内地获得了2000万元票房，这成了于冬的成名之作。
通过这部电影，于冬结交了该片制片人——香港电影人文隽，此后，博纳逐渐成为香港电影在内地的主要发行商。
2003年，意在扩大文化产业的国有大型企业——保利集团，选择了北京博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成为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博纳文化占49%的股份。
到2005年，保利博纳占据了整个香港片在内地发行的85%的市场份额，包括合拍片、港产片的引进，曾经注册资金只有800万的小公司迅速成为内地知名的民营电影公司。
牵引“派拉蒙”
此时的于冬已埋下了“要成为中国派拉蒙”的种子。
于冬之所以对派拉蒙如此钟情，更多是来自公司发展模式与美国知名的电影发行和制作公司派拉蒙有诸多相似，2003年，保利的介入将于冬推到了更大的舞台，有了雄厚的资金和综合资源的支持，保利博纳开始全面介入到电影产业上游制片、下游放映领域。
保利博纳从2003年即涉足电影投资制作领域，相继投拍了《美人草》、《求求你，表扬我》、《诅咒》等影片。
但没有产业链整合的发展格局让于冬焦虑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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