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几篇迷你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我调查了现今机器人、自动化以及其他提高生产率的技术是如何影响经济核心产业以及一些更奇特的科幻小说例子。在第二部分，我考察了“索洛悖论”(Solowparadox)——令人喘不过气的创新与停滞不前的劳动生产率的奇怪组合（不过当你意识到并没有那么多体现新技术的投资时，这就没那么奇怪了）。

　　现在，我们把重点放在这带来的最大的政治影响上。谁偷走了工作——是机器人还是外国人？或者不那么带有倾向性地来看，富裕国家制造业就业数量不断下滑，是由贸易自由化或自动化和其他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变革造成的吗？

　　我们主要讨论制造业就业。美国的特殊之处在于，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总体就业率（所有工作都算在一起）一直下滑，并且下滑时间长于男性就业率下滑的时间。正如杰森?福尔曼(JasonFurman)及其同事记录的大量文档所表明的那样，美国正面临着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的严重版——制造业岗位不仅消失了，而且没有得到任何替代。

　　那么到底该怪机器人还是贸易？一个简单而大致上正确的回答是：两者都怪。但现在还存在另一个问题——两者相对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到底罪在哪里。

　　数十年来，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都在减员，该过程始于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开始前。贸易差额明显与该问题无关：常年处于贸易顺差的德国与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的美国，在就业结构变化方面的相似点远远超过差异。

　　但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的30年里的区域和全球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总体贸易增长，将会改变开放型经济体的就业和生产结构——实际上这正是减少贸易壁垒的部分意义。标准理论预测，随着进一步开放贸易，各国将更集中地专攻最大化地利用它们在劳动力、技能、资本和自然资源上的相对禀赋的生产。

　　全球化

　　特朗普的狠话带不来“好工作”

　　沃尔夫：美国制造业就业低迷的主因是需求疲软。特朗普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让制造业重新变成“好工作”的来源。

　　艾德里安?伍德(AdrianWood)最近的研究衡量了这种情况发生的程度。如下表所示（若需要更多细节，请查阅相关论文），在1985年之后的30年里，制造业在全球生产和就业中所占比例明显下滑。但不同地区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尤其是，在大多数土地稀缺的地区（根据理论，这些是尤其倾向于专攻制造业的地区），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有所扩大，而在所有土地充裕的地区，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缩小了。

　　伍德认为，这表明制造业就业的急剧变化可以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但事实没那么简单。看看哪些地区的制造业就业占比变化最大。在富裕国家中（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土地充裕经济体与土地稀缺经济体的制造业就业占比降幅相当。制造业在土地稀缺经济体的产出中的占比增加——但同时制造业就业流失，这肯定是自动化和技术的影响。与此同时，另外两个结构变化特别大的地区是前苏联地区和中国。前者在1985年制造业发展过快、效率低下，在经济进行自由化时被自身重量压垮，而后者的自由化和贸易一体化显然促进了工业变革。

　　那么，这一切都指向了很多贫穷国家从工业化前就业结构到工业化就业结构的过程（但有些国家的这一过程陷入了停滞，特别是在非洲），以及所有富裕国家基本上从工业化就业结构到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就业结构的过程。贫穷国家实现转型或未能转型，无疑与它们进入世界贸易体系的能力有很大关系。而富裕国家的转型，看起来更像是制造业生产率持续增长所必然带来的，与之前农业出现的情况相似。

　　相反，有直接证据支撑了自动化造成制造业失业的论点。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和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PascualRestrepo)的新研究试图衡量，加大使用工业机器人对美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在一篇就研究发现对阿西莫格鲁的采访中，1990年至2007年因机器人而造成的制造业失业数字为67万。

　　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贸易和自动化都发挥了作用。但第二点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二者无法彻底分开，由自动化驱动的生产率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就业流失可能都是经济变革最终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并且被贸易自由化加速。拥有高技能劳动力的富裕经济体有能力通过专门生产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应对贸易扩大——在更高附加值产品领域，自动化最能提高生产率。例如迄今美国汽车业的成功，其生产的汽车数量超过任何时候，并将整车出口到中国。

　　但第三，尽管贸易曾经造成过去某些就业的消失，但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可能也不会有大好处。因为，即使贸易曾经在这个过程中帮助过自动化，限制贸易也不会让自动化倒退。它充其量可能会推迟进一步自动化，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特别的，它将加大把制造业产品出口到利用最节约成本技术的全球市场的难度。试图保护制造业就业的贸易怀疑论者应注意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区别。后者旨在扩大出口，而前者由于限制进口很有可能同样阻碍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