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中美未来经济合作的新格局，需要审视中国未来经济的走势。”魏礼群表示，当前和未来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将呈现六大趋势。一是经济持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预计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达14万亿美元左右；二是产业结构升级、现代产业体系优化，据测算，到2020年服务业比重将由2016年的51.6%提高为58%至60%，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三是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发展，到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达到50%左右；四是消费结构转型、消费拉动作用明显增大；五是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开放型经济更大发展，预计未来五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对外投资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六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新动能集聚释放。

　　亚当·波森也对2017-2020年的美国经济进行了展望。他表示，由于充分就业的刺激，美国经济在这期间将由“表现平平”转向繁荣萧条的周期循环。另外，尽管存在财政保守派，预计美国在2018－2019年依然会实行重大财政刺激，美元走升与过度的财政费用将使美国贸易逆差加剧。

　　目前，中美两个国家互为重要经贸伙伴。参会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对美国进出口贸易占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比重为14.1%；美国对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6.1%；双边服务贸易超过1000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1700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四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在魏礼群看来，要拓展中美经济合作新格局，关键是需要双方共同面向未来，以宽广的眼光，进行战略性思考和选择。例如，中美可以开拓更深层次更有创见的互补合作，包括能源、基础设施、高科技、制造业等特朗普总统关注的四大“支柱行业”，并形成以促进就业为核心的政策，这些重点领域可以成为中美未来经贸合作的重点。此外，魏礼群表示，中美都是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投资合作应成为中美经济合作非常重要的部分，但目前两国都有一些规则障碍和市场障碍。双方都应采取切实措施消除这些障碍，着力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双向投资开放，提高投资领域合作水平。

　　“美国政府在签订一些双边协定时，更多是在行业层面上来进行，这可以对单个行业产生有效影响。例如，中美双方通过钢铁行业或者铝业的合作，能够帮助中国解决一些产能过剩的问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伯恩(ChadBown)表示，但是，这种方式宏观战略性的考虑，也不能直接解决美国更大的贸易方面的问题，所以双方还应该在双边宏观投资条约方面，作出更多的考虑。

　　执行过程中可能仅体现为“谈判威胁”，不会得以实施。预计特朗普会行使总统征收暂时性关税行政权，针对其不满意的贸易协定，会暂时退出。“总体来看美国贸易政策会回归80年代里根当政时期的主张非关税壁垒、反倾销手段和针对特定贸易产品制定措施。”波森说。

　　波森还指出，特朗普财政和货币政策叠加，可能会提升美元汇价，不利于缩小贸易逆差，反而进入一个逆差不断扩大的坏循环。

　　税改政策蕴藏长期下行风险

　　上月底特朗普政府披露了其税改计划。根据计划，美国将大幅调降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彼得森的专家们对美国税改的前景和成效均表示悲观。

　　杰森·福尔曼表示，减税对经济的正面影响有限，反而是该措施引发的的赤字风险可能会带来负面冲击。他指出，上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时采取大规模减税政策刺激经济有特定环境，当时税率高达70%，税收收入对GDP占比也与当今差异巨大，当时的失业率也大大高于现在。在美国就业和经济增长处于较好态势的情形下，大规模减税并非必要措施。

　　“我认识曾为布什政府测算减税效应的专家，他引用经济模型预测特朗普的减税效果，得到的结果是20年后美国的经济体量因此下降4%。国会会认真的审议特朗普提案，目前只能关注两党之间的博弈，预计不太可能通过原本的大规模提案，通过成功率仅为10%。”

　　“我认为美国应该谨慎的进行减税，这样才能在商业层面降低成本。靠税务解决企业在海外设厂的问题成效有限，难以真正达成就业回归的目标。”

　　亚当·波森甚至大胆预测，该减税提案在国会的通过可能性为0。

　　对于税改提议能否落实，彼得森高级研究员、前美国财政部经济政策助理部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凯伦·迪南也表示，国会可能最终会通过“缩水”版本的减税方案。“目前为止，对于此项大规模减税提案在国会通过的可能性难料，预计会遇到相当大的政治阻力。”

　　“对于减税的功效，我认为能够促进增长的数字被夸大。长期来看，会加大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负担，影响未来投资；短期来看，对宏观经济效果也有限。”

　　根据测算，减税政策将让美国政府未来十年收入减少2万亿美元，这将导致美国财政难以为继；即使美国企业受诱惑将利润转移回国，但这部分税收只有1500亿到2000亿美元，还不及2万亿美元这个缺口的10%。

　　中美经济合作前景广阔

　　中美两国都处于新的历史阶段和推进变革的关键时期，加强沟通交流和经济合作十分重要。对此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专家既看好合作前景，也对障碍与困难直言不讳。

　　波森明确表示，习近平主席已成功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会晤，这一切看起来非常的好。“中美在合作方面，必须要实现互利共赢，这一点是双边协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他还表示，中国企业到美国来进行投资，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虽然每一次美国的总统换届，都会对双边关系造成一些影响，但是应该保持冷静。”

　　波森说，领导人考虑的不仅是这一两年的基础战略，应该看得更远。要想办法去解决双边的贸易逆差，因为如果贸易逆差存在时间长了会带来恐惧。他介绍说，彼得森正在做相关的工作，对公众以及国会会员做进一步普及，让他们来了解现在为什么有双边贸易逆差，以及贸易逆差并非如想象的那么严重。

　　不久前，美国财政部的相关报告已经认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并没有单方面操纵汇率。波森称，30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相对不错，20国集团的经济发展总体也不错，要制定类似80年代广场协议那样的条款可能性不大。“中美货币的汇率问题美国政府不应该再进一步介入”。

　　财政部官员内森·席特在谈到中美扩大经济合作领域时表示，如果半年前谈论的话，双边投资协定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如果不能有效合作会拖累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双方应完整实施这个协定。他说，现在，双边合作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有一些不同于过去的、比较乐观的对中美关系的走势的看法。美国政府现在非常注重和中国通过各种渠道来打交道。“我非常高兴能够讨论比如说美国亚投行方面参与的前景。现在有一些媒体的误导，会影响清晰的交流，我觉得亚投行也有可能成为合作的机制。”他说，美国正看到亚投行在以合理的方式推进这个机制。他表示，在双方合作中需要冷静看待很多问题，双方都应承担起责任。

　　彼得森高级研究员杰若明·泽塔梅尔表示，中美在竞争中也有合作。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的会晤非常成功，特朗普认识到美中关系比他想象的更加复杂、更加重要。两国不仅只是贸易方面的竞争合作关系。

　　曾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经济学家的查德·伯恩说，中美两国无论哪个领域的合作都必须是对双边有益。他认为，中美双方最好在双边宏观投资条约方面做出更多考虑，而不是一个一个行业去解决。

　　对中国问题颇有研究的高级研究员NicholasLardy详细分析了中国私有企业的发展情况。他担心，中美经济合作方面存在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占据了主要地位，外国企业进驻中国并不是非常有利。

　　在颇为敏感的贸易问题上，致力国际贸易研究的专家杰弗里·斯考特表示，他担心特朗普政府会采取比奥巴马政府更为强硬的投资审查政策，但他同时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双边投资条约里进行讨论和解决。“双方都要采取一些行动，美国要思考到底贸易出了什么问题，尤其是出口控制方面。”他说，中美百日计划需要双方去努力。“谈到扩大贸易，我觉得我们必须看一看特朗普的重点在哪里。”

　　他表示，美国政府欢迎外国的投资，外国投资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的时候，美国政府才去调查和审查。目前，来自中国的投资受到审查的比例仍然比较低，他建议中国企业研究相关流程。他还表示，在中美贸易方面，良好的国际体系对彼此都有利。有必要进行一轮新的谈判，来加强WTO的活力，深化规则。要快速地实施贸易便利化的相关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