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从不间断。当他最终结束上一个会议，一脸疲倦地走出来时，已经接近晚饭时间。在中国雅虎办公室墙上的液晶屏中，循环播放着中国雅虎的活动片断，曾鸣的头像出现时，屏幕下方的字幕显示，他是阿里巴巴集团的总参谋长。

　　在他接受马云的邀请、成为阿里巴巴负责公司战略的资深副总裁之前，他的身份是长江商学院的教授，中国最好的战略学者。在他简单的履历上写着：他于1998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国际商务及战略学博士学位;随后开始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任教;当2002年李嘉诚先生出资兴办的长江商学院成立时，他回到国内，加入这所雄心勃勃的商学院，担任战略学教授。随后，他接到了马云的邀请，从阿里巴巴的战略顾问变成为这家公司服务的全职员工，尽管在外表上人们看不到这种转变的明显痕迹——他仍然习惯把头发向后梳理，露出宽阔的前额;他在做教授时期也已经习惯了西装革履;他的笑也仍然是自信冷峻的。“马云说过，如果失败了，那就做一个商学院的案例”，他对记者说他毫不担心这种转变会失败：尽管历史上充满了慷慨激昂的清流知识分子从军之后一败涂地的情节，但也有不少例外，比如王阳明。

　　他身份的每一次转变都显得自然和轻而易举。他声称自己在复旦读书时并没有太多想法，只是觉得大家都出国，于是他也选择出国读书。2002年决定回国参与创办长江商学院，是他在一顿饭的工夫内做的决定。“我们一拍即合”，他说。

　　“我从2000年开始就经常往国内跑，包括北大、中欧我都去看过。而我自己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真正推动中国管理教育的平台。当时项兵讲的理念，包括中西贯通、学以致用，都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想法。”

　　回国之后，曾鸣与如今的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以及经济学家郎咸平成为长江商学院的“三驾马车”，“我们当时出去做路演——这是我们首创的，教授作为学院的形象代言人去传播我们在知识上的洞见和创新，基本就是我们三个人去讲。正好三个人有三个不同的角度，项兵从更宏观的角度切入，郎咸平更多偏向财务，而我讲的更多的是公司战略。我们搭配组合，三个人的演讲风格也完全不一样，前面两年效果很好，慢慢形成了‘三驾马车’的说法。这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打市场时形成的组合。”

　　长江商学院初创时，只有七个教授，不到十名员工。这些人整天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把长江商学院做起来，“从战略到执行。我自己还做了整个EMBA和EDP(高层管理培训课程)的执行主任，每天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务”，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鸣说，参与创办长江商学院的经历，为他积累了很多创业经验。

　　2006年春节前夕，正在伦敦写自己新书的曾鸣，突然接到了马云的电话，电话中，马云问他，是否能够在2006年到阿里巴巴全职工作。下了回国的飞机，曾鸣就给马云打电话，说没问题。就这样，一个教人如何去做生意的人自己开始做生意，“到阿里巴巴后我意识到，我的风格更像阿里巴巴的创业风格。因为在长江时我们要做的也是差异化，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那种创业精神和敢于冒险的精神同阿里巴巴的文化非常吻合”。

　　他用“过瘾”来形容自己在阿里巴巴的工作，“阿里巴巴做的全都是创新的东西，创新意味着过去的经验没法用。这个时候理论是具有价值的，理论是对过去经验的一个升华，然后你把过去的经验做一个体系，再想方设法用这个框架预测未来。如果阿里巴巴做的是一个成熟行业的话，像我这样的人根本没什么价值，因为经验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只要挖一个现成的人过来，两三下就做完了。”

　　尽管他的身份已经发生转变，但是人们仍然习惯于他作为一名杰出的战略学者的身份。复星集团的副总裁梁信军开玩笑说，曾鸣去做公司可惜了，因为中国并不缺少职业经理人，但却缺乏能够教导商业领导者的商学院教授。“他们总是说，我到阿里巴巴是服务一家公司，而在商学院是服务很多公司”，曾鸣开始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