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如何理解反全球化主义崛起的辩论(这个现象最深层的驱动因素是文化还是经济方面的焦虑?)，各方至少对于一点没有什么异议，那就是支持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英国退欧和其他反建制运动的心脏地带，也是出现显著工业衰败的地区，比如美国“锈带”或者英格兰北部。

　　这些地区的去工业化已经持续了很久。老制造业走上末路，低技能男子有望获得的大量且报酬相当不错的工作岗位消失，这一切始于上世纪70年代;英国工业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最为急剧的变化。但我们应该注意到，无论是在哪里，工厂的产出并未下降，而是技术变革使得达到相同产量所需要的工人减少了。

　　黛安?科伊尔(Diane Coyle)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深情描述了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故乡小镇是如何在上世纪70年代末经历工厂就业岗位的大规模流失的。她的主要观点是，这些社区所受的经济损害以及因此产生的愤怒，在移民问题成为英国退欧辩论中的一大议题之前早就出现了。其诱因并不是全球化，而是自动化——以及“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在履行民主政体的最基本任务上出现了灾难性的失败：保护人民免受他们无法预见或者预防的系统性冲击的伤害”。

　　然而，有证据表明“中国冲击”让情况变得更糟，引发了反全球化政治的人气高涨。经济学家们分析了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几次美国大选的结果，发现自2000年以来，在那些被来自中国的进口渗透冲击比较严重的地区，投票立场的转变(从投民主党转为投共和党)比例更大。比如，这些经济学家的推算似乎表明，“如果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比实际水平低25%，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将能够拿下威斯康辛州和密歇根州”。

　　同样的规律似乎也适用于英国。伊塔洛?科兰托内(Italo Colantone)和皮耶罗?斯塔尼格(Piero Stanig)证实：“一些地区由于历史性的专业化工业，受近期来自中国的制造业进口激增的影响更大，这些地区系统性地表现出更高比例的人群投票选择退欧。我们主张，驱动这种因果关系的是在缺乏对全球化的输家进行有效补偿的情况下，全球化所造成的取代效应。”此前这两名研究人员还在欧洲各个地区发现，受到中国产品竞争的程度，与本土主义政党得到的支持率存在类似关联。

　　因此，中国冲击的确事关重大。但是不可阻挡的技术进步意味着，即使没有中国冲击，随着自动化程度逐渐提高，类似的冲击也可以预见。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政府针对这种情况必须采取什么行动呢?

　　答案并非限制贸易，查德?鲍恩(Chad Bown)解释道：取消贸易协定对失业工人帮助不大(不过更好地执行贸易协定或许有帮助)，而且现代贸易协定中并没有什么内容阻止政府实施国内政策来缓解输家所受的伤害，比如美国可以推出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对国家政府来说，解决方案不是从全球机构和规则那里“夺回控制权”，而是更好地利用它们一直保留着的控制权。

　　就如黛安?科伊尔指出的，这个过程需要严肃认真地进行：“国家政策……在特定地区实施。以往经济的地理分布受到忽视。”在存在地区性冲击的情况下，国家政策应该着眼于在受影响的地方保持强劲的总需求，从而刺激新的工作岗位产生。

　　然后是看似琐碎但十分关键的政策需要——让人们的技能适应新的工作。戴维?伦哈特(David Leonhardt)在特拉华州的纽卡斯尔进行了报道。该地区“不得不面对后工业时代的毁灭性打击……现在受到举国关注。”一项技能和学校发展政策挖掘了该地区“在手艺(用双手工作和制作东西)方面的深厚文化渊源”，这一政策似乎有助于同时解决经济滑坡问题和随之而来的身份焦虑。用伦哈特的标题来说，这带来了“一股蓝领的希望”。任何地方的主流政治人士都应以提供这一希望为己任，以防反全球主义分子所兜售的虚假希望被人们视为最后手段。